12月31日发表了《吕廷杰：发3G牌照让TD有机会与狼共舞》一文，指出：曾有一批观念激进的人要求3个运营商都只上TD，他认为这属于“狭隘的技术民族主义”。

使人联想到2004年西方一连串的反倾销、技术壁垒和知识产权诉讼给“中国制造”带来巨大危机，WAPI事件给中国高科技标准以巨大打击；全美亚洲研究所乘机抛出反对中国制定标准的特别报告《中国入世后的技术政策：标准、软件及技术民族主义实质之变化》，从美国政客的角度，提出中国“新技术民族主义”概念，认为主导中国技术强国路线走向的，将是介于完全封闭的技术民族主义与完全开放的技术全球主义之间，利用全球化促进民族利益的“新技术民族主义”。吕院长的说词与美国加封的新技术民族主义桂冠何其相似乃尔！更为厉害的是删掉一个“新”字上再扣上“狭隘的”三个字的帽子，感觉似乎被摘掉顶戴花翎再套上枷锁充军的寒气袭人。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于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作为中华民族中观念激进的一介匹夫，自认为有责争鸣，即使冒犯上之嫌，也不应缄默。

为什么要求3个运营商都只上TD，理由并不复杂。

首先要论述凡是全国性的大系统都必须有统一的标准才合理。一个国家的移动通信系统不管是1G、2G还是3G都必须有统一的标准才利国利民。

其次要论述在一个国家的3G究竟选择哪种制式来统一才最好。通过比较分析之后结论是对于中国来说统一用TD比另外两种标准好，所以要求3个运营商都只上TD。

一、首先论述“凡是全国性的大系统都必须有统一的标准”这一命题

1.看历史

秦朝兼并六国之后，统一度量衡与货币，“书同文、车同轨”，当时遭到了六国遗老的非议与抵制，秦始皇雷厉风行贯彻皇帝意志，统一度量衡与货币方便了商品的贸易，车同轨使秦朝版图之内从西到东、从北到南马路畅通，书同文有利于人民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从而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大融合。我们设想，如果没有秦朝厉行那一套标准化政策，那么，今天中国这块土地上可能就像欧洲那样仍然是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八个国家甚至更多。究竟秦始皇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还是六国遗老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2.看新中国铁路轨距、彩色电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的标准化决策

(1) 铁路轨距

旧中国的铁路有山西阎锡山的窄轨，东北中长路的宽轨，还有其他地区的标准轨三种不同的轨距，助长了阎锡山把持山西独立王国，也帮助了儿皇帝苟安于伪满，这是旧中国四分五裂的遗物。新中国成立后将窄轨、宽轨、标准轨三种统一，保证了全国火车的四通八达。设想当时的决策者不是“狭隘的技术民族主义”，而是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社会主义，轨距照旧，不予统一，那么，我们到了山西边界就要下车换窄轨火车，出了山海关去东北就像今天去俄罗斯一样也要下车换宽轨火车，给群众带来如此麻烦的问题该不该用标准轨一统华夏呢？

(2) 彩色电视

40年前彩色电视全世界有三种制式：美、日等采用美国的NTSC制，法国及前苏联采用法国的SECAM制，我国想搞自己的制式，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短期内不行，只得从全世界现有三种制式中去选择，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既不能跟美帝，也不能靠苏修，只好采用西德的PAL制。各国一般只采用适合于自己的一种制式，从未见一国采用两种或三种彩电制式的。中国的彩色电视是统一的标准，保证了覆盖全国的收视。如果当时的决策者不是“狭隘的技术民族主义”，而是“开放的技术全球主义”，伟大的中国兼容并包这三种彩电制式，那我们每个城市都得建一种、两种甚至三种彩电制式，老百姓一个家庭就得买三种不同制式的彩色电视机，如果我在广州靠近香港买的是美国的NTSC制的彩色电视机，工作调动到了青岛，那里是西德的PAL制，不能用，咋办哩，就得逼着另换彩色电视机。

(3) 固定电话

解放前上海市不同租界电话局的电话是不能互通的，我们经常看到办公桌上同时有多部电话机，一会儿来电话用左边那部机接，接着另一个电话又用右边那部机接，等会儿打电话又用中间那部机。正因为解放后的新中国用统一的电话标准消除了这种地区分割的殖民地现象，统一的中国公众交换网(PSTN)才保证了全国全程全网的畅通。我们今天无论到何处拿起任何一部电话机都能和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亲友联系。

(4) 移动电话

a. 标准统一阶段(1987-2000)

1987年我国首先在广州建立TACS模拟蜂窝移动电话系统，当时全世界有8种模拟蜂窝移动电话系统标准，我国只选择了英国的标准，并没有让其他7种都进来，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信一直是政府垄断，缺乏竞争，直到1992年全国也不过17.7万用户。

1994年7月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成立，从移动通信寻找突破口，在当时的条件下，1G逐步衰落，2G开始上升，于是从全球4种数字蜂窝移动电话系统标准中选择了标准公开比较成熟的欧洲GSM，来和1G的TACS竞争，终于打破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信一统华夏44年的垄断格局。中国电信对于2G一直在欧洲GSM与美国CDMA两种标准中犹豫，由于CDMA技术先进，但不如GSM成熟，比联通晚一年也选择了GSM，于是两家运营商都是统一采用GSM标准，中国第二代移动通信网络就在这种竞争态势下鸣锣开场。2000年7月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5928.8万。第一代TACS模拟蜂窝移动电话系统由中国电信独家经营5年只有区区17万用户，而第二代GSM数字蜂窝移动电话系统由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两家同样经营5年却急剧增长近6000万用户，增长速度快了333倍。虽然是两张网仍可以互连互通，全国漫游。对于老百姓来说，买一部GSM手机，只要换一张SIM卡，就可以从联通跳槽到移动。GSM网络在两家竞争格局下你追我赶，经过14个年头，中国的移动通信高速发展，用户数合计近.6亿，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取得的伟大成绩无疑是让世人瞩目的，实践验证了竞争促进发展的真理。

b. 标准多样阶段(2001-2009)

遗憾的是2001年作出了错误的决策，中国联通另建一张IS95 CDMA网络，联通要同时建设并经营两张不同的2G网络。这时，从中国电信独立中国移动专营GSM网络，却违背信息通信领域移动必然超过固定的发展规律只准其专营固网，曾有人建议应该允许中国电信经营GSM1800网络，可惜未被采纳，这样便造成了PHS小灵通这第三种技术体制全国网络的出现。形成了GSM/CDMA/PHS三种标准的格局，造成了互连互通困难、多种手机、重复浪费诸多问题。

从中国目前的2G市场来看，由于不同技术体制的网络，导致诸多业务与不同类型手机终端互不支持的问题；既造成了GSM网络与CDMA网络互连互通的困难，又造成了老百姓买一部CDMA手机，就不可以从联通跳槽到移动而被捆绑的问题。GSM手机不能直接进入C网，CDMA手机也不能直接进入G网，造成了漫游的困难，只能依靠价格高昂的GSM/CDMA双模手机才能进入G网和C网；但是复杂的多模终端比简单的单模终端多出的费用，就不得不由用户来承担这笔本来可以节省的浪费。三种体制的网络，就使得互连互通与漫游更加复杂化。小灵通手机短信与GSM手机、CDMA手机的互通就因各种障碍而拖延两年才得以实现。不少人为了方便和省钱不得不同时携带GSM/CDMA/PHS三部手机成了名副其实的三枪将。

2008年审计署作的审计工作报告，其中对中国移动等5大运营商的审计调查显示：2002年至2006年，5家企业累计投入11235亿元，用于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缺乏统筹规划，重复投资问题突出，网络资源利用率普遍偏低，通信光缆利用率仅为1/3左右，且增加了企业的折旧和运行维护费用。

中国重复投资建设了3种标准的4张全国网。4张不同的2G网络的建设投资显然比一张2G网络大的多。随后南北分家为新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它们都在对方主导区域内已有本地电话网的情况下，又投资508亿元新建本企业本地电话网；而且都在对方主导区域内已有PHS小灵通网的情况下，又投资新建本企业SCDMA大灵通网。这就加剧了重复投资，从而导致严重资源闲置浪费。

中国移动现有30.7万个G网基站，新中国联通所建G网基站已超过15万个，新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网后，有了10万个C网基站，新中国联通与新中国电信二家合计还有PHS小灵通基站100多万个。中国电信运营商一向是各建各的。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两公司的铁塔常常都是并肩而立，本可合用的铁塔和机房却只承载本企业的基站天线和设备，浪费了大量钢材和土地。一座铁塔(或机房)需投资约30万元人民币，在现有的基站中，如果1/2共建共用，便可以节省资金800多亿元。

按照一个基站占用100平方米 计算，这些基站共占用了约5500万平方米 的土地资源，折合耕地面积84000市亩，折合国土面积55平方公里，已超过两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总面积(23.6平方公里)。

5家企业累计投入11235亿元，粗略估计起码重复投资50%以上，那就浪费了6000亿元。而且巨额投资主要采购国外设备，以80%估计，约9000亿元流进了洋人的口袋。

我们必须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统一技术体制标准应该是首要任务。

全球3G有TD/WCDMA/cdma2000/WiMAX四种，我国3G网络也必须有统一的标准。

3.看国际

全球第一代模拟蜂窝网1982年本来有4种450MHz技术制式：北欧的NMT450系统、德国的C450系统，意大利的450系统和法国的200、420系统。其中NMT450，这在北欧4国是一个统一的标准，1999年的时候它还在用。后又增加了4种900MHz技术制式：即北欧的NMT900系统和英国的TACS系统，再加上美国的AMPS系统和日本系统共计8种标准。其频率范围、信道间隔、信令格式、纠错编码等等都有差异，不能互连互通。

由于无线寻呼统一为一个国际标准，所以BP机发展极其迅速，“统一”起了主要作用，又快又便宜。1984年ITU会议，美国提出把模拟移动通信统一到一个标准。美国提出这个意见后，各国纷纷表态，意见归纳起来有两个：第一，把模拟移动通信统一到一个标准，还为时过早；第二，要统一也不能用美国的标准统一。美国人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移动通信的目的就是要拿部手机走遍天下都能通。说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早，但如果现在不考虑，那天才能统一。1984年本来全球提交国际电联的只有4种技术制式，1985成了8种，争论不出结果。干脆模拟制式上不统一了，在数字制式上统一，成立了十国委员会研究未来公众陆地移动通信系统(FPLMTS)，这就是3G的由来。

(1) 欧盟

在1967年统合的欧洲共同体的基础上，1992年根据《欧洲联盟条约》建立欧洲联盟(简称欧盟)，现拥有27个会员国。欧盟是世界上最有力的国际组织，在贸易、农业、金融等方面趋近于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而在内政、国防、外交等其他方面则类似一个独立国家所组成的同盟。欧盟建立了统一的货币欧元，其中的申根国家彼此无须签证，即可自由来往。可是模拟移动通信六种标准即使相邻的德国和法国彼此也不通，阻碍了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受ITU在数字制式上谋求统一的启示，欧洲组织了数字移动通信制式方案的征集，当时提出了8种方案，经过评比、筛选、融合，1989年制定了GSM标准，用数字技术开发全欧统一的蜂窝系统以取代欧洲各种模拟蜂窝系统。

欧洲统一推行其GSM，毫不客气地排斥了全球其他3种2G标准，也采取了和美国类似的手段，卡死了CDMA的频率，因此CDMA进不了欧洲。GSM网的经验说明只有技术体制的统一，才能形成巨大的市场，才有大规模生产的工业，这才促进了欧共体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并在全球获得广泛应用。

由于2G时代GSM的巨大成功，促使欧盟1998年对于3G也提出统一的WCDMA方案，并且组织了3GPP标准化组织，将中国提出的TD-SCDMA也纳入其内，促成了WCDMA与TD-SCDMA核心网标准的统一，目前欧盟所有国家都统一建设WCDMA网，英国六个运营商都是发的WCDMA牌照，对其他三种3G标准仍是毫不客气地排斥。那么，欧盟是不是“狭隘的技术民族主义”？

(2) 韩国

1996年初，韩国正在研发新的CDMA系统，焦头烂额，而韩国电信公司被爱立信公司说服，向政府申请运营GSM牌照，结果遭政府严斥。只有CDMA系统才可运营，因此韩国上下一心一力，努力不断优化CDMA，到1996年10月CDMA系统的用户已达到一百万，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CDMA系统。如果当时政府发放了GSM牌照，则GSM马上将CDMA市场抢占，CDMA也就没有机会去优化成熟了。韩国IS-95 CDMA制式的统一，造就了韩国移动通信制造业与运营业的共同繁荣。那么，韩国是不是“狭隘的技术民族主义”？

(3) 美国

美国在移动通信标准选择问题上，实际上，和欧洲国家一样都始终没有贯彻技术中立政策。1989年，虽然欧洲的GSM技术就已经成熟，美国政府却把GSM标准的核心频率拍卖给了美国公司做PCS，以限制当时更为成熟的GSM标准进入美国。1990年，美国把GSM的技术指标全部修改之后，称为IS-54标准，并宣布在美国必须使用。不久，美国高通公司宣布CDMA研制成功，虽然还是实验室阶段，技术上很不成熟，但美国政府立即把CDMA定为美国标准，并在CDMA商用的前三年作出了有利于CDMA标准的频率规划。直到1994年美国把频率资源拍卖完毕，才允许欧洲GSM标准进入，但那时美国市场已经是高通CDMA的天下了。那么，美国是不是“狭隘的技术民族主义”？

(4) 日本

日本移动通信2G的时代选择了自主开发的PDC系统，防止欧洲GSM和美国CDMA制式的侵入，达到了保护国内市场的目的，使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衰落时期，仍能依靠本国市场把日本的移动通信制造业壮大起来。这与闭关锁国不一样，甚至还可以看成是一个成功的范例。那么，日本是不是“狭隘的技术民族主义”？

在涉及重大产业利益的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中，在本国标准与其他国家标准的竞争时，欧美等国并没有如其所说采取“技术中立”政策。欧洲和美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要我国政府采取“技术中立”政策，只不过是为了给欧洲的WCDMA和美国的cdma2000标准“鸣锣开道”罢了。

他们的经验说明：发什么牌照是国家主权；一国只能主要搞一个系统；政府必须起主导作用，并动员全国力量加以优化，不能听信利益集团的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