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14讯 9月12日消息（颜翊）近日，业内有消息称，某运营商对政企应收账款提出“一年以上账龄余额零增长”要求。这一举措背后，是近年来运营商在政企市场扩张中日益凸显的财务隐忧。

数据显示，三大运营商应收账款总额已达3421亿，坏账准备同步激增，现金流与利润空间不断被侵蚀，严重影响运营商的稳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体应收账款中，个人用户和家庭业务的占比较低；真正构成财务压力的，几乎全部来自政企业务板块。

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是运营商在收入考核导向下的规模冲动、产品能力薄弱导致的集成陷阱，以及传统属地化模式难适应数字化需求的路径依赖。

面对风险累积，类似于“一年以上账龄余额零增长”的短期管控必不可少；但根本出路在于转型，从拼规模走向重质量，从大包大揽的系统总集成走向可规模、可复制、可落地的订阅式产品与交付组合，才能真正实现政企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政企应收账款持续攀升，财务风险积聚

近年来，政企市场成为三大运营商争夺的重点战场。运营商纷纷加大投入，政企客户贡献的收入占比逐年提升。然而，光鲜的增长背后，隐藏着日益严峻的财务隐患——三大运营商政企客户应收账款规模快速膨胀。

根据财报披露数据可知，中国移动2025年上半年政企客户应收账款余额达1112亿元，较2024年底增长36%，坏账准备增至379亿元，较去年底的290亿元增长超30%。

中国电信的基数较低，但也增长迅猛，2025上半年，其政企客户应收账款余额为398亿，较2024年年底的229亿元增长约74%，坏账准备为92亿，较去年年底增长61%。

中国联通虽未披露2025上半年具体数据，但截至2024年底，其政企应收账款余额已达702亿元，同比增长42%，坏账准备198亿元，同比增长35%。

规模冲动、产品短板与路径依赖交织成因

那么运营商政企业务应收账款缘何暴增呢？归结起来，主要有三大根源：

首先是收入考核导向催生“规模冲动”。政企类业务回款速度相对较慢，运营商垫资周期不得不拉长。但作为央企，三大运营商承担着稳增长、保就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面临国资委对营收、增长率等指标的刚性考核。在这种背景下，“做大规模”成为首要目标。为了完成年度收入任务，不少地方分公司倾向于承接高金额、低毛利的集成项目，哪怕客户信用评级偏低、回款条件不理想，也照单全收。

第二是产品结构单一，陷入“集成陷阱”。运营商长期以来的核心优势在于网络资源和属地化服务能力，但在软件、平台、解决方案层面的产品能力相对薄弱。面对政企客户日益复杂、定制化的数字化需求，运营商只能依赖系统集成等方式交付项目。但这类集成项目普遍存在“有收入、没利润”、“个性化强、难以复制推广”的特点，且交付周期长、成本高、回款慢。这也解释了为何出现近期运营商云业务增速放缓，而阿里云等互联网云快速扩张的局面。

第三是路径依赖问题。过去，运营商凭借庞大的属地化服务团队、丰富的人员配置和央国企身份认同，在政企市场具备显著优势——因为当时客户需求简单，主要是“专线+集团号”等基础通信服务，依赖本地响应和关系维护即可满足。但如今，政企客户已转向数字化转型，需求复杂多元，强调系统集成、平台能力和持续运维，运营商原有优势逐渐失效。

运营商应该怎么办？

此次某运营商提出“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零增长”，并强化信用管理和清收责任制，标志着运营商开始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这种内部管理方式是必须的，能帮助运营商短期遏制风险蔓延，保障现金流安全。

但这仅属于治标之举，治理应收账款不能只靠“财务管控”。因此，运营商更需要审视如何真正做好政企市场，即思考如何摆脱对低利润集成项目的依赖？如何打造可复制、高毛利的自有产品？如何构建可持续的服务模式？

运营商可持续加大在5G专网、边缘计算、云计算、AI与大数据等领域的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能力向产品能力转化，充分发挥运营商在网络连接、算力调度和终端覆盖方面的独特优势，打通“云、网、边、端”各环节，构建无缝衔接的全栈式服务体系。

运营商只有从“卖资源”升级为“供能力”，才能真正化解应收账款风险，实现政企业务的质量、效益与可持续性协同发展。当然，话说起来很容易，但如何落地却是个大问题。从目前三家运营商的布局来看，普遍倾向于采用专业公司的思路，即“集团管总、专业公司主建、属地公司主战”的模式，但如何理清专业公司与属地公司的权责利边界，形成协同效应，目前尚未看到太好的答案。而这，才是关键的问题和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