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院报编辑陈慧女士邀请我写一篇文章。邀请信是这么写的：
徐总，您好!院领导决定院报在8月份做一个版面的院庆特刊。徐总是和研究院一起成长的"老大"，而且还是位"性情中人"，特邀请您在百忙中能为我们写稿, 回忆您在研究院工作中的点滴，稿件在8月20日之前完成即可。
我与陈女士平时交道不多，甚至对不上她的人面与人名。邀请信或许代表了不少人对我的印象。其中，“性情中人”代替“专家”第一次出现在正式的文字中。我接受这样的称呼和替代。“性情中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因为他的肉体和灵魂是一致的。
性情中人，这四个字，拆开来看。性是本性，是真的意思;情是感情丰富，感受力强的意思吧;性情中人就是真诚的、感情丰富的一类人。不少人经常会吟诵一句“今夜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性情中人、北宋朝大词人柳永的杰作。他用平等的观点看待青楼女子，用他自创的慢词风格真情地记载她们的艰辛生活和幸福追求，用他的个人品牌为她们免费填词作曲，帮助她们生意兴隆，最后是“为伊消得人见馊，衣带渐宽终不悔”。他父亲、叔父、兄弟、自己和儿子都是进士，出身名门，但是他本性率真，他亲身感受到底层人民的善良、纯朴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决意去讴歌它。真心自有好报，在柳永穷困潦倒去世后，成千上万青楼女子自觉去上坟，形成了每年清明“吊柳七”的风俗，一直延续到大宋朝灭亡，留下了“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的感人画卷。在这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上，在这个越来越真假难辨时代，在这个物质压抑人性的潮流中，真诚而感情丰富的人，显得稀有。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稀缺的资源，价值经常会被放大。因此，被人评价为性情中人的人，无论从性情人本身来说，还是从物质社会的现实来看，都是值得为此喝上一大杯的。
我被称之为 “性情中人”，个人觉得与我对工作的真情和争情是分不开的。争情是真情的表现形式，真情是争情的本质。我经常听到关于我的评价，其中有一点就是说我喜欢辩论。我默认了这一点，因为我赞同多辩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辩论就是兼听的最佳形式。在辩论中明是否，在辩论中学会相互尊重理解，在辩论中的传播知识，在辩论体现真情，在辩论中帮助别人。
从古自今，辩论是学习的方法，辩论是社会进步的推进器，辩论见证人格。
辩论是一种学习方式。在藏传佛教教学方法中有相当独特的一环，称之为辩经。要想成为佛学家，必须具备善讲、雄辩、著书三个条件，所以在寺院修习的过程中，辩论是必修之课。辩经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和逻辑，而不是愤怒之下的争执。通过反复辩论，达到深刻理解佛教玄妙义理的目的，增进思辩，精进学修，通达显乘，融会贯通等意义。辩经的目的也不是要争出个你输我赢，而是经由辩论过程，厘清义理上的犹疑，以佛法的正见，破除邪见。对于学僧而言，辩经一可训练其辩才，二来能通过辩经的形式，提高个人对于佛法的领悟程度。佛教对辩论的目的、方法、意义的描述很透彻，值得遵守、学习和借鉴。
辩论是进步的推进器。辛亥革命前夕发生于美洲、南洋地区的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之间的两次大论战，是中国报刊史上的重要篇章，它打破了保皇派在这一带华侨中一统天下的局面，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并最终取得胜利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30年前的“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大辩论，促成了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历史的辉煌。任何一个变革时代，任何一个进步，都在否定中前进，都离不开辩论。
辩论是人格的见证。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鲁迅和梁实秋之争，辩论的导火索是梁实秋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攻击以及对女子教育的否定引起了卢梭的忠实支持者鲁迅的强烈不满，鲁迅发起了反击。两者辩论的焦点本来是卢梭思想和人性论，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学术和思想辩论，后来走歪了。辩论内容首先充满了人身攻击，其次充满了政治味，大家最熟悉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就是歪题的代表作。两个自称君子的学者，结果是终身结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在“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辩论中，身为党主席、军委主席、总理于一身的华国锋主席，是“两个凡是”的支持者，但他以包容的立场看待对自己不利的辩论，没有强权干预，没有撤换和打击任何对手。由于他的观点与主流意见不一致，他主动辞去了职务，没有阻挡变革。人格的优劣差异显而易见。现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采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国家领导人，其实就是一场公开的辩论会。民主国家的人民，对选举游戏规则的遵守比选举结果更重视。有些采用选举方式的国家，经常由于选举舞弊导致内乱，主要原因就是不按照游戏规则办事。这说明在辩论中，观点的对错是第二的，对辩论规则的遵守是第一的，这就是人格魅力。
电信业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电信正在推动全面转型。现在，技术的、思维方式的、制度理念的、商业模式的新东西太多，矛盾也多，看不清的东西更多，各种不同思想在不断碰撞。要让全体员工认识和相信转型的方向、目标、策略和内容，从思想上转型，自觉投身转型事业中，理论建设和思想布道很重要。研究院作为中国电信的智囊，不但是新技术、新业务的创造者，而且更应该成为新的理论、新的思维、新技术、新业务的布道者。研究院500人只是中国电信50万员工的千分之一，做具体项目和支撑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通过500人的宣传布道，让50万人转型，提升其能力，那么力量将是无穷的。所以，研究院要成为“电信转型思想布道中心”，研究院的员工要想成为专家，同样必须具备善讲、雄辩、著书的三个条件，并且要有君子和而不同的胸襟。
广州研究院领导深深认识到这一点对研究院的重要性。研究院在以人为本宗旨的指导下，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形成了尊重人才、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注重员工基本理论素质的培养，注重基础学科的长期投入，厚积薄发，在多个领域取得优异成绩。数据通信专业就是在这10年中发展壮大的，在技术研究、网络规划、业务开发、维护支撑等方面培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200多人的专业团队，该团队已经成为中国电信数据通信发展的中坚力量。数据通信专业的发展，是研究院10年来发展的代表，也是本人在研究院这块沃土上成长的缩影。
在过去的10年中，互联网的降临对传统电信业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无论是对电信企业，还是对电信专家，以及企业文化。在这10年中，世界范围内互联网与电信领域发生了众多技术方向的辩论，部分辩论的范畴已经超越了技术本身，牵涉到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等，电信互联网就是在这些辩论中高速发展。每一次跨越发展，都会发生一次大的辩论，每一次辩论，都有力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中国电信和研究院是辩论的一个缩影，通过这些辩论，中国电信少走了很多弯路，研究院的员工对互联网的理解得到极大提升。在院庆50年来临之际，本人将这些辩论整理出来，谈谈体会和心得，让我在回味和总结中走向不惑之年，希望大家从这些争论中得到启迪，让我们更好地思考电信的未来发展。
这个争论发生在1997年-1999年之间，辩论的焦点是将来的宽带骨干网络是采用ATM技术，还是IP技术。以传统电信运营商、电信设备商和专家为代表的传统电信，支持建立在完整的B-ISDN体系之上的ATM技术，以新兴运营商、思科公司等为代表支持尽力而为的、无连接的IP技术。前者认为面向连接的ATM技术能够满足语音、视频等多媒体业务在网络质量上的要求，而基于无连接的IP技术无法满足;后者认为开放的、中立的网络是最关键的。ATM出自电信专家和制造商之手，可谓根红苗正，同时它率先推出了155M(STM-1)的接口板块，同时网络建设权掌握在运营商手中，所以ATM技术理所当然成了当时宽带网络技术的代名词。IP出生于军事应用，成长在教育科研领域，后来成为民间组织主导，几乎没有电信血统，尽力而为和无为而治的理念很难被电信官僚们接受。
同时，以思科Cisco75系列为代表的IP路由器，最高端口速率只有北美的D3(45M)和欧洲的E3(34M)，主要在企业网络使用。这就使得IP在辩论的开始处于下风，尤其在电信运营商内部。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都大规模建设ATM网络，联通刘韵洁总工程师亲手建设了ATM网络，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而成为工程院院士。
本人当时负责广东电信宽带视聆通系统集成的技术工作，在接触了一阵子ATM之后，开始怀疑ATM技术。主要原因是：首先，我一直尝试学习ATM系统知识，看北京邮电大学程时端教授翻译的红皮的《ATM基本原理》，看了好多遍，一直似懂非懂;其次，虽然采用了ATM技术，但是全部上层应用都基于IP，形成了IP Over ATM Over SDH的技术层次架构，既然ATM代替不了IP，那为什么要白白地增加一层ATM呢?!再次就是ATM交换机和终端网卡价格昂贵，而以太网交换机和网卡很便宜，布线简单。2000年，IP路由器率先推出了10G接口板卡，IP从物质基础上超越了ATM，同时几乎全部应用都基于IP开发，IP技术主流地位得到确立。到此为止，ATM与IP之争基本结束。现在看来，IP战胜ATM最直接的原因是IP在应用上的优势，anything over IP的现实决定了IP的地位，本质上是互联网的开放行、中立性和简洁的技术体系使得人人参与互联网，实现了anything over IP。到现在为止，还有不少人认为从技术的角度看，面向连接的ATM技术优于无连接的IP技术，本人不赞同。
ATM与IP之争，以IP的胜利结束，同时IP开始认真考虑自身存在的不足，开始认真考虑借鉴ATM的某些技术来提升业务质量保证能力。这次辩论给我的启迪：首先使我认识到技术本身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理念的反映，所以进行比较的时候，需要跳出技术本身进行哲学理念的比较。由于IP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超越了ATM，这决定了IP的成功。虽然ATM在技术体系上严谨性超越了IP，但是改变不了失败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思维决定命运，性格决定命运。其次认识到提供应用是最终目的，技术只是实现应用的手段，应用和业务的成功决定了技术的成功;最后，要学会将复杂的事件简单化，要避免技术完美主义，ATM的复杂使得大家望而却步。
这个争论发生在2000-2001年，争论的焦点是：宽带接入是采用ADSL技术还是以太网LAN技术。这是骨干网络ATM与IP争论在宽带接入领域的延伸。以太网技术是正统的IP技术体系，而当时的ADSL采用ATM技术，属于ATM技术体系，这就引起了LAN与ADSL的辩论。2001年，研究院承担了《宽带IP城域网建设技术指导意见及技术要求》的编写，该成果获得了2002年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我是项目组成员之一。这时思科公司为代表的纯IP势力风头正盛，同时LAN技术在企业网络取得极大的成功，所以极力推崇运营商宽带接入采用LAN技术。相信成功者是大部分人的思维方式，同时长城宽带等新兴宽带ISP都采用LAN技术，LAN技术一时占了上风。当时研究院正尝试开发数据网络设备，一个小组开发三层以太网交换机，一个小组开发DSLAM。我看好DSLAM技术，负责开发DLSAM设备。由于我不看好ATM，所以在DSLAM开发的时候，我们尝试开始纯IP的DSLAM，GE口上行，接入侧采用PPP封装，而不是ATM封装。但是当时只有Motorola提供这种芯片，后来M停止了ADSL芯片的生产，我们开发被迫停止。我选择的依据很简单：如果要覆盖2公里半径的区域，用DSL技术，全部设备集中在一个机房就可以了，并且可以利用现有铜缆资源，而用LAN技术覆盖需要400台设备分散在400个楼梯，并且需要重新布线。两者之争的本质是集中和分散两种网络结构的对比。分散的LAN覆盖导致以下不足：首先是开通率低下，其次是维护困难，再次是施工供电困难，最后是设备容易老化。通过这次辩论，大家很快认识到ADSL的优越性，半年后，集团公司就明确了以ADSL接入为主，LAN为辅的指导原则。中国电信的宽带发展很快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现在回头看，采用ADSL是正确的。LAN和ADSL的争论，给我的启迪是：在进行技术选择的时候，不但要考虑技术对业务的支撑能力，还要考虑维护管理、资源利用效率等综合因素，也就是Opex和Copex的平衡。这个争论对中国电信正在进行的基于PON技术的宽带接入网络建设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现在提出以PON+LAN为主的建设模式，本质上就是以前的LAN接入方式。现在需要认真分析，导致LAN不成功的因素在8年后的今天是否已经消失了。本人呢觉得由于宽带用户渗透率提高LAN的设备端口利用率一定会提高，其他不利因素仍然存在，因此本人目前仍然不认同PON+LAN作为主流方式，赞同光纤+xDSL仍然是主流方式，将来直接过渡到FTTH方式。
三、IP/MPLS与Native IP之争
这个争论发生在2003左右。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应该全面引入MPLS技术。ATM势力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愿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已经无法阻止IP的发展，于是他们提出了共荣共生的解决方案，就是多协议标签交换(Multi Protocol Label Switch，简称MPLS)。MPLS要实现IP、ATM、FR等不同协议网络之间的互通交换，描画了一个美丽的图案，创造了又一个技术完美主义者的幻想，当时以懂得MPLS为荣。紧接着就有人提出了GMPLS，实现传输网络与IP承载网络融合的方案。MPLS被很多人接受的基础是：首先是实现ATM、FR和IP网络互通美好期望，使得已经大量建设的ATM等网络枯枝发新芽;其次是实现高速的标签交换，端口速率和设备交换容量会大大提升，大家一直认为基于IP地址的转发是实现高速转发的瓶颈;再次有人提出了利用MPLS在IP网络上建立面向连接的网络，实现ATM没有实现的理想。我当时是反对MPLS的：首先我认为如果单一协议可以满足需求，那就没有必要多协议，技术的替代是刚性的，不讲情面的，IP显然可以做ATM、FR做的事件。这个和公司内部用人讲究平衡，照顾面子不一样;其次在2003年， IP路由器端口速率已经达到10G，而ATM没有这种端口，这说明简单的IP报文格式和处理不是瓶颈，而ATM定长信元和调度的处理，成为更高速率的瓶颈。但是，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MPLS在多协议互通和高速转发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挥作用，但是它们坚持不懈，提出了基于MPLS的VPN业务，首先是三层的VPN，然后是二层的VPN，将MPLS设计为一种业务实现的技术，MPLS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