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电信设备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际市场”，因为在中国电信市场启动之初，就已看到了所有的国际电信巨头的身影。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批代表着民族产业力量的通信企业迅速崛起，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巨大金中华”。时至今日，巨龙、大唐、金鹏、中兴、华为这五家企业虽然发展境遇大相径庭，最终结果有好有坏，但是从他们身上，却折射出一个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嬗变的时代主旋律。

04机使巨龙成为第一个崛起的中国通信制造企业， 图为时任邮电部部长的吴基传调查了解04机生产情况。

得益程控交换机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程控电话，长途直拨”的广告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城镇的街道两边，全国电信市场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但当时通信网络最核心的系统设备——程控交换机，却无一例外地来自国外。

现任上海贝尔董事长的袁欣依然能够回忆起当年“七国八制”的情景：NEC、北电网络和爱立信等国外厂商直接进口交换机产品，并且采取倾销的策略，迅速抢占了中国市场。这种多制式不仅造成了互联互通的复杂性，而且国外产品价格高昂，需要国家动用大量外汇储备购买。

1991年，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邬江兴主持研制出了HJD04(简称04机)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从而一举打破了“中国人造不出大容量程控交换机的预言”。同时04机也成就了巨龙，成为第一个崛起的中国通信制造企业。

紧随巨龙步伐的是中兴、华为和金鹏。1992年1月中兴通讯ZX500A农话端局交换机的实验局顺利开通；1993年，华为自主开发成功了第一代数字程控交换机C&C08A，并在1994年至1995年大规模投入生产；1995年，金鹏凭借EIM-601大容量局用数字交换机也成为通信市场的有力竞争者。

这样，“巨大金中华”成功将国外通信巨头控制的交换机价格拉了下来。其程控交换机在中国市场上的售价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每线300-500美元，下降到了1998年的50美元，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

受困“多元化”

然而程控交换机市场逐渐萎缩，被强大的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浪潮所代替。在这次电信业的关键转型周期当中，“巨大金中华”也开始分道扬镳。

1995年以后，华为将交换机产品所获得的利润投入到光网络产品和智能网产品领域，又将这些产品中赚得的钱继续投放到移动通信产品研发中去。经过近10年的发展，华为已经在NGN、3G、光传输、数据通信、宽带接入等多个关键市场抢占了良好的位置。

中兴通讯的崛起道路与华为类似，通过多元化的市场运作，中兴抓住了小灵通、CDMA、终端等市场的爆发，一举进入国内领军通信企业行列。

另一方面，有着40多年研究院历史的大唐则因为坚持了自主研发技术TD-SCDMA在近年来崛起，成为移动TD建网的第二大供货商。

与此相比，巨龙和金鹏却在多元化的进程中频频受阻。在中兴和华为开始将第一桶金用于接入设备的研发时，巨龙却认为“接入”是个类似二传手的东西不会有前途。到2001年，一直抱着交换机不放的巨龙利润已经呈现负增长。在此前后，普天集团曾经数度尝试重组巨龙未果。2002年，巨龙彻底消失在通信行业的视线中。

业内普遍认为，巨龙的落后是体制问题。巨龙的核心层缺乏稳定，高层人士变动频繁，甚至企业的灵魂人物邬江兴也是几度沉浮。与巨龙类似，虽然金鹏在2002年开始了多元化战略，产品涉及到终端、增值业务、宽带接入、数据通信、安防、广电等多个市场，但是太过依赖小灵通的金鹏，随着该市场的投资萎缩而一蹶不振。

驰骋3G

时至今日，为中国制造崛起起到关键作用的“五朵金花”只剩三朵，而从成功者的身上我们不难找到共通之处：对自主创新的坚持、灵活的市场机制以及稳健的操盘手。

2007年是中国电信设备在全球崛起的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华为以125.7亿美元的销售额超越北电，进军全球电信设备前五强，直逼思科、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和诺基亚西门子。与此同时，中兴通讯也进入全球第八的行列，并计划今年冲击100亿美元。

而在今天竞争激烈的3G市场上，中兴、华为和大唐依然保持着竞争优势。在中国移动TD-SCDMA网络一期和二期招标、中国联通WCDMA网络招标、中国电信CDMA网络招标中，以中兴、华为、大唐等为代表的本土设备商按载频计，一举拿到70%的市场份额，打破了2G时代海外厂商占据统治地位的格局。

今天，华为、中兴销售收入分别有72%和57%来自海外市场，已成长为真正的跨国公司。从“七国八制”圈地上争得安身立命之所，到今天的3G大战，中兴、华为已然获得强大的话语权，“中华”上演的后来居上的历史，正是一部中国公司与跨国巨人边学习边竞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