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电信行业发展逐年加快。1980年实现了全行业扭亏为盈，从1984年开始，发展速度连续15年超过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七五”（1986年～1990年）时期是我国电信发展的起飞期。党和国家继续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为通信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从1988年起，国家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邮电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明确指出，邮电通信不仅不能放慢发展速度，而且还要适度超前，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发展政策。电信业“七五”大发展，“八五”（1991年～1995年）“九五”（1996年～2000年）高速增长，比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分别高出10个、20个，甚至30个百分点。成为近十几年来，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发展最快、综合效益最好的部门之一。

我国电话网在世界排名，从1985年的第17位升到1997年的第二位，十几年里一跃而进入世界前列。我国电信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显著提高。电信发展为扩大国内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网络规模不断扩大 通信能力大为增强

1988年～1997年间，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电信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改善，通信网的规模容量、技术层次、服务水平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全国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卫星、程控交换、移动通信、数据通信等各种先进手段，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1996年底，全国绝大部分省区市建成了以地市为中心的本地电话网。1997年8月，随着四川省普格彝族自治县程控电话的开通，全国局用电话交换机总容量突破1亿门，网络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全国县以上城市全部实现交换程控化，这是我国通信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八五”期间，电信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109.1亿元，是“七五”期间的14倍。“八五”前4年，电信投资逐年翻番，1991年为68.9亿元，1992年为137亿元，1993年为353亿元，1994年为694亿元，1995年为865亿元。在资金来源中，自筹占74%，利用外资占15%，国内贷款占7%，国家预算内拨款占1%。

“八五”期间，长途业务电路达到73万路，是“七五”末的6.5倍。长途自动交换机达到352万路端，是“七五”末的21.7倍。全国局用电话交换机达到7302万门，是“七五”末的6.5倍。到1995年，我国主要通信能力中，绝大部分是“八五”以来增加的，其中局用电话交换机、长话业务电路、长途电话交换机新增比重分别为86.6%、90.6%和96.2%。

技术装备发生质变 自动化数字化比重提高

我国在电信发展中，坚持高起点，采用新技术，电信网完成了人工网向自动网、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单一业务向多种业务的转变，技术装备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先进的数字移动通信技术、SDH光通信系统技术、密集波分复用技术得到广泛采用，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ATM宽带交换系统等高新技术在网上成功试验。“八五”末，长途传输数字化比重和局用交换程控化比重分别达到94%和98.6%，实现县以上长途传输数字化、电话交换程控化的省（区、市）达到了20个。电信网的装备向着数字化、大容量的方向发展，七号信令网、数字同步网加快建设；电信网的结构由多级网向少级网演变；电信网络的维护管理工作向着集中维护、集中管理、少人或无人值守方向迈进。

业务量逐年增长 提供全方位服务

“七五”末我国电话用户数达到6850303户，“八五”末我国电话用户数达到40705656户，公用电话占总用户比重上升到2.09%。移动通信和数据通信成为新的业务增长点，金融、财税、海关、证券、贸易、科教等部门和单位利用公用电信网组成各种计算机网络和实时交易网络。“装电话难”等电信服务热点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全国电话装机平均时限1998年底已经缩短到一个月以内，电话交费、查询和营业服务工作也得到明显改善。

“八五”时期，电信业务总量和业务收入年均增长在50%以上，1995年分别达到876亿元，分别是1990年的8倍和8.3倍。五年累计上缴利税229亿元，比“七五”增长2.5倍，其中1995年上缴70.7亿元，“八五”末，全国固定电话用户达到4070万户，主线普及率达到每百人3.36部，话机普及率达到每百人4.66部，城市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19部。

移动通信迅猛发展。1992年，我国模拟移动电话网实现人工联网漫游。为促进移动通信快速发展，1994年3月，邮电部成立移动通信局，同年10月，GSM数字移动电话试验网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建设。1995年6月，全国模拟网自动漫游正式运营；7月，与新加坡电信、我国香港电讯开办人工国际漫游业务。1995年，移动通信信道达到18万个，其中数字信道4.4万个，移动电话用户达到362.7万户。新增无限寻呼用户715.7万户，达到1742.7万户。

数字与多媒体通信飞速发展。为适应世界信息化发展潮流，推动我国信息化进程，1994年3月，邮电部成立数据通信局，对全国数据通信网络建设和业务发展进行统一规划与指导，并把数据通信作为重点发展的三大业务之一加快发展。经过3年多的建设，覆盖全国的公用数据通信网基本建成。1993年9月，我国第一个公用数据通信网—公用分组交换网（CHINADDN）正式开通业务；1994年9月，公用数字数据网（CHINAPAC）开通业务；1995年初，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在北京、上海相继建成并与国际因特网实现互联，同年9月，CHINANET一期工程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设置骨干网络节点。

新业务曾出不穷。随着电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八五”期间，电信新业务不断涌现。自动密码记账长途直拨业务（200业务）开通；1995年11月，被叫集中付费业务（800业务）在北京、上海、广州开通；1992年9月，全国第一家自动声讯台（168台）在广东南海市开台，“八五”末全国电话信息台达到400余家；此外，会议电视、电子信箱等新业务也有很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通信领域坚持走高起点、新技术、跳跃式的发展道路，采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生产线加以消化吸收、自主研制开发相结合，重在创新的三个层次发展战略，使我国仅用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许多国家几十年才走过的路程。我国从引进第一套万门程控交换机到1992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万门程控交换机投放市场用了10年时间；从引进第一套GSM设备到自主研发GSM设备用了4年时间，而在研究开发2.5Gbit/s高速光通信设备和ATM宽带交换设备等方面，我国仅比国际先进水平晚1～2年。

从通信业实际出发探究邮电体制改革

1988年，国务院批准的邮电部“三定”方案，明确提出了邮电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步骤。邮电通信具有全程全网联合作业的特点，其技术业务政策、技术体制标准和规划建设等必须集中统一，邮电主要业务必须由国家统一经营，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邮电通信的管理体制应继续实行以系统领导为主、以地方政府领导为辅的管理体制，实行分级管理。邮电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政企分开、邮电分营，但考虑到现实条件还难以一步到位，准备分三步走：第一步，对邮电工业、物资、邮票发行等管理机构实现政企分开；第二步，对邮电通信管理机构，通过试点逐步实行邮政、电信专业分别核算，转移职能，为今后政企分开、邮电分营创造条件；第三步，条件成熟时，从上至下实现邮政、电信分营，使邮政、电信各自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1989年，第一次全国通信行业管理工作会议召开，全国30个省区市的邮电管理局相继成立了邮电行业管理机构，从组织上、人员上保证了通信行业管理的需要。1990年，国务院转邮电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行业业务市场管理意见的通知》，成为当时电信行业管理的主要法规和政策依据。

1994年2月，国务院批准的邮电部“三定”方案要求，邮电部要从偏重对邮电系统的微观管理转向加强对邮电系统和全国通信行业的宏观管理。维护国家利益和用户权益，要进一步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将邮政总局、电信总局分别改为单独核算的企业局，统一经营全国公有邮政、电信通信网和邮电基本业务，并承担普遍服务义务。1995年，电信总局以“中国邮电电信总局”的名义进行了企业法人登记，其原有的政府职能转移给部内其它司局，初步实现了政企职责分开。

企业方面，各项改革也逐步深化。电信部门在1985年推行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1987年又全面实行了经营责任制，1988年完善为承包经营责任制，调动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性。此外改革劳动工资管理，实行劳动合同制，1986年实行工资总额包干办法；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在邮电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同邮电业务总量和实现利税复合挂钩的办法，简称“工效挂钩”，这一改革初步解决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问题。1994年，邮电部对全网经济核算办法进行重大调整，将原有的地区成本差异系数法改为结算系数法，实行分配与收入挂钩，减少了核算的复杂性，提高了分配的透明度。

实行投融资体制改革。1994年，我国提出了“联合投资、有偿使用、按资本利、照章纳税”的新十六字方针，走联合建设、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路子，逐步形成了依靠政策筹款与依靠市场融资并存、以自筹为主的通信投资新格局。1992年4月，上海国脉公司成功上市，为通信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迈出了第一步。

支撑系统的改革也迈出可喜的步伐，邮电科技体制实行了所长负责制，坚持科技与通信紧密结合，面向通信建设主战场，科研成果不断涌现。邮电工业增强了产品系统配套的承包工程的能力。1990年2月，邮电部提出要发挥科研、工业和使用部门“三结合”的优势，组成“三结合”领导小组，统一指挥、统筹安排重要通信设备的科研、生产和运营使用，加快了科技研究、开发与应用，并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截至1997年，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发展，电信业已经成为国家加快经济建设、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以及实施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现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电信业服务经济、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生活的重要作用已为全社会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