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电信业最具争议的两大话题——网速慢和资费高现象屡遭吐槽。工业和信息化部4月29日公布的《关于电信服务质量的通告》显示，一季度，共受理有关电信服务的申诉15903人次，网络质量方面的申诉占申诉总量的16.7%，收费争议方面的申诉占申诉总量的34.9%，网络和网费的投诉占比已经超过了50%。“提网速、降网费”已成为包括总理在内的国民的普遍诉求，不过，网速慢不单单涉及到技术创新，更涉及到制度创新，反映到国家层面，就是整个国家央企、国企等全面的改革。就运营商来讲，监管部门不仅要厘清运营商属于公益与非公益之间的差别，更需要改变当前对三大运营商的“逐利”式考核机制，同时也需要需要健全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电信法律法制。

网速慢网费贵引全民吐槽

“网速慢、资费贵”惹民怨。在某门户网站手机客户端做的关于网速和网费的调查中，短短一天投票人数达到了164052人，其中仅有2%的人表示网速还行，网费能接受；11%的人表示网速快，但费用有点高；而高达87%的人认为网速慢，网费高。工信部公布的《关于电信服务质量的通告》也显示，2915年一季度，共受理有关电信服务的申诉15903人次，收费争议方面的申诉占申诉总量的34.9%，较上季度上升3.7%，主要涉及手机上网流量费争议，增值业务扣费争议等问题；网络质量方面的申诉占申诉总量的16.7%，与上季度持平；用户服务方面的申诉占申诉总量的48.4%，较上季度下降3.7%。

而对于假宽带的投诉也比比皆是。不少网民在使用了宽带企业安装的宽带网络设备后发现，一些二级、三级宽带运营商及小区宽带运营商的网速并没有达到广告上所宣传的那样，短斤缺两，“假宽带”现象普遍。

此外，当前各行各业都在拥抱“互联网+”，“网速慢、网费贵”的问题对发展“互联网+”至关重要，而目前电信业服务能力与“互联网+”时代的市场需求存在巨大落差，如博隆咨询分析师朱翔所言，网络生态不仅事关网民的网络体验，也与宏观经济联系到了一起。若网费贵、网速慢的问题不解决，中国“互联网+”就难以形成财富效应，网上教育、物流建设、互联网创新等就难以顺利开展。目前行业甚至对电信运营商的能力产生怀疑，藉此包括腾讯、阿里、百度在内的大批互联网公司开始涉足云计算、通信服务等领域，跨界冲击传统运营商。

“网速慢资费贵”源自市场供给和差异化竞争不足

事实上，电信业价格战激烈，资费一直在下降，缘何仍会有“网速慢、资费贵”的感知？

一是市场供给不足。工信部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示，“网速慢、网费高”主要是市场供给不足，这不仅表现在4G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快，造成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也表现在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在国家宽带战略的支撑下，我国的宽带发展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宽带覆盖、标准建设、平均速率、用户体验等各方面都有显著提高。但是，中国宽带区域发展不均，城市和农村地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宽带发展“左右失衡”局面仍未解决，从全国情况来看，东部地区的可用下载速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覆盖看，农村宽带覆盖率低，与城市差距拉大。

二是电信行业营收模式单一，集中在短信、语音、流量等管道型收入，增值服务收入低。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发布的2015年1-3月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3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移动通信业务实现收入2020.5亿元，占电信业务收入的73%；固定通信业务实现收入748.9亿元，按可比口径测算同比增长5.3%，与上月持平；固定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实现389.6亿元，在电信业务收入中占比达到14.1%；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实现701亿元，在电信业务收入中占比突破四分之一，达25.3%。虽然流量经营和互联网业务刺激运营商收入结构变化，比重不断上升，但不可否认，增值服务收入比重仍然过低。

三是差异化竞争不足，网间结算、携号转网等政策不力。携号转网自2010年11月22日在天津、海南两地试点以来，雷声大雨点小，截至2013年7月，天津、海南两地成功携号转网用户只有6万左右。两地总移动用户约2200万，携号转网累计成功率为0.27%，实施效果似乎有些差强人意。2014年1月1日起对基础电信营运企业公用电信网网间结算标准进行调整。工信部此次推进网间结算政策落地,旨在对电信业利润格局进行重新分配，此举一方面削弱中国移动盈利能力，另一方面提高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利润水平。但实施以来，目前中国移动拥有庞大的体量和业务优势，其一家独大的局面仍难以打破。

网络降价提速亟需加强体制改革

网络降价提速是大趋势，不过症结在于体制的制约，亟待各方合力进行推动。首先，定位问题：厘清运营商属于公益与非公益之间的差别，需要国企改革到位。如果宽带属于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就需要与国际接轨，增加国家资金投入。三大运营商作为国有企业，具有私企所没有的公益属性，在所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方面，运营商必须加快网络建设和尽快降低资费以让更多的普通用户用得起数据流量，但在全球也尚未有一家纯粹公益的国有电信运营商。在承担社会公共服务和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运营商面临的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国家需要通过扶持政策的推出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化解运营商成本压力。

其次，运营商考核机制。一方面是资费贵的指责，另一方面是行业价格战激烈，流量贬值化。从企业角度来讲，盈利能力则是三大运营商最重要的考核指标，从3月底三大运营商公布的2014年财报来看，受语音业务萎缩的影响，运营商们的盈利能力都有所下滑，在没有其他新的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三大运营商营收前景不乐观。在传统话音和短信业务不断下滑的情况下，三大运营商在针对降价可能带来的收入增加方面必然要做一个评估，否则三大运营商在国资委的考核中将无法过关，推动资费下降，监管部门需首先改变当前对三大运营商的“逐利”式考核机制。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的介入，那么资费的快速下降将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再次，完善法律体系，保障民资准入的成效。着重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主要是加大投入，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引入民资进入通信市场，扩大对这个领域的投资，但保障民资权益，促进市场公平竞争，需要电信法建规立制。电信监管方要继续建立携号转网、互联互通等保护竞争的规则体系，尽快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电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