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大开发的时代背景
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是全国面向新世纪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它对于进一步推进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促进我国各民族大团结、东西部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巩固边防、使全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社会意义。
江泽民同志说过，“我所以用‘西部大开发’，就是说，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规划和精心组织，迈开更大的开发步伐，形成全面推进的新局面”（1996年6月17日在西安召开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根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要求，当前全国上下正在精心研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办法、实施步骤和组织形式等等。
研究上述这些问题，需要加深认识世纪之交提出和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方针的时代背景。对时代背景有了正确的了解与把握，才能站稳立足点，不致于使思考偏离现实。
从国内来说，我国已经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发展目标，而且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转折时期。同时，这个时期还是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加强相互支援和合作，不失时机地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今后五到十年，我国将加快现代化进程，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西部大开发既要看当前的国内背景，更要看新世纪的国际背景。国内背景受制于国际背景，前者的变化以后者的变化为转移。美国开发西部，花了八十多年的时间。我国西部大开发的任务，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可能需要几代人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因此，看国际背景还应看得远一些，切忌近视。
从世界看，人类已进入了信息时代。它在现阶段表现为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是信息革命的结果。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巨大变革，通过数字技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信息革命。信息革命不仅仅是技术革命，同时还是产业革命，进一步又会引发社会革命。在信息 革命的推动下，全球信息化如火如荼，使全球经济、市场的一体化进程空前加快，对人类的生产、管理、生活、工作、学习以至思维的方式的变化正在发生深刻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不搞信息化，也就没有现代化。江泽民同志说得好，“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
尽管人们对信息化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从它最早于1967年在日本提出的历史或最终在全世界要实现的结果看，信息化乃是从工业社会（起点）到信息社会（终点）逐步演进的动态过程。199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发达国家7国集团部长级会议和1996年在南非召开的“信息社会与发展大会”部长级会议，以及2000年7月在日本冲绳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及其通过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都先后讨论了人类面向信息社会的问题。信息社会并非遥远的未来，而是正在通过信息化向我们走来的现实。
如果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考察社会的性质，我国东部地区已是工业农业社会，而西部地区总体上说还停留在农业工业社会。无疑这两个地区以至整个中国，按照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都必须走信息化的道路，实现社会转型，或迟或早地要进入信息社会。 所以，西部大开发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即在大开发的长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国内经济转型的三个需要：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二是经济结构从较低水平、竞争力低下向高级、高竞争力的合理而又优化的结构作战略性调整，三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更要考虑到国际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一大趋势。
在时代背景上，满足于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来考虑西部大开发问题，就会使许多方面的认识和实践落在社会前进步伐的后面。例如西部地区拥有富饶的自然资源，按工业社会的传统思考方式，只要根据这些资源的特点和优势加以开发，采取一种资源导向型战略，似乎就可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了。其实不然，在信息社会向人类招手的今日世界，自然资源的相对重要性已比不上智力资源，而且一切资源正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改用市场导向型战，既调动区内资源，又调动区外、国外资源，则更易于取得成功。
二、信息化差距是发展差距的标志和原因
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发展差距，是常见的现象。形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差距在发展中产生，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解决。
改革开放20年以来，虽然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同东部和中部一样，快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但是西部慢于中部而中部又慢于东部的经济发展基本格局一直未变。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发展速度上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地理条件方面的原因，还有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优惠扶植沿海地区实行梯度推进地区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原因。
不管是什么原因，对地区间出现的发展差距扩大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应当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1999年9月28日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