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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28 14:46

国资报告:中国联通找到好“伴侣” 开启新征程

《国资报告》杂志  刘青山

在央企队伍中,中国联通的历史不算悠久。

1994年,为了进一步打破通信行业的垄断局面,由电子部、电力部、铁道部共同组建的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在京成立。

此后,随着我国通信产业的不断改革,联通经历了与中国网通合并等四次合并重组。对此,中国联通党组成员、总会计师朱可炳认为,“这一历史经历有利也有弊,弊端是中国联通始终处在多元文化冲击之中;利是中国联通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强。”

4G时代来临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联通踩错了节奏,发展遇到了明显的挑战。到了2016年,中国联通已处于亏损的边缘。

但辨证地来看,这一严峻形势,也为中国联通顺利入选首家整体混改试点,以及后期混改的顺利推进,扫清了内外部的心理障碍。

“我们算了一笔账:2017年联通基本打平;2018年利润实现两位数增长;2019年也将是两位数增长。”朱可炳说。

3月23日,中国联通发布2019年度业绩公告,全年实现净利113亿元,同比增长11.1%。

同时,企业选人用人整体认同率,上升了22.9个百分点,达到96%;全系统信访举报的数量,2018年下降21%,2019年又下降了10.3%。

这一变化,是在受提速降费、市场饱和、激烈市场竞争以及4G流量红利逐步消退、5G正大规模投资布局等因素的影响下实现的,显得尤为可贵。

对此,中国联通党组书记、董事长王晓初表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探索实现“国民共进”的有效途径。“要寻求最大公约数,充分整合、叠加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各自优势,混出最大化学反应,改出最大生机活力。”

寻找具有业务协同性的合作伙伴

在我国,混改并非新鲜事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脱困过程中,一批中小国企通过混改增强了活力,踏上了发展快车道;一批大型国企通过上市规范治理结构,持续做强做优。

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打着混改旗号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案例,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因此,新一轮国企改革开始后,各界对待混改的态度更加谨慎、稳妥。

作为目前唯一一家集团层面进行混改的央企,联通的试水过程自然相当曲折。

“当时大家有印象,中国联通在上交所发布混改方案后,很快将相关公告撤回,然后连夜开会进行研究。”朱可炳回忆说,难在什么地方呢?试点只有一家,监管层、政策和联通自身,都没有可参照的东西,所以多方的诉求难免就会出现冲撞。

2017年8月20日晚间,证监会发布《中国联通混改涉及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称,经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依法依规履行相应法定程序后,对中国联通混改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作为个案处理,适用2月17日证监会再融资制度修订前的规则。

取得了相关部门的支持后,选择怎样的伙伴进行混合,就成为了最大的挑战。

“联通的混改,融资已经不是主要目的。而是为了更好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中国联通董事长、党组书记王晓初表示,联通在选择战略股东时,不是有钱就行,而是更看重业务协同性。

按照这一原则,最终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苏宁、滴滴、中国人寿、中国中车、网宿科技、用友网络、宜通世纪等14家战略股东入选。

对此,王晓初说,一定要给混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为资本流动提供顺畅环境,提供平等对话的基础。

混改后,中国联通集团公司持有A股公司股份降至36.7%,引入的14家战略投资者合计持有股份35.2%,公众股东持有股份25.5%,员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占2.6%,实现了不同资本相互融合和股权有效制衡。

“因为非上市公司资产在整个集团中占比非常小,所以我们在A股层面的混改,就是集团层面的混改。”朱可炳介绍说,按照电信运行条例的规定,通讯业务必须国有控股。“实际上,加上同为国有资本的中国人寿、国调基金,我们的国有股权达到53%,能够满足这一要求。”

合作后,联通与相关股东展开了密切协作。

比如,百度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深度合作;与京东、阿里巴巴、苏宁联手打造智慧生活体验店,积极探索新零售业务模式。

最典型的,是联通联手腾讯推出的“腾讯王卡”业务。该产品针对游戏、视频业务流量需求量很大的客户,价格低廉、办理方便。

“仅此一项就给我们新增了九千多万的用户,占用户总数近四分之一。这为我们经营业绩增长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朱可炳说。

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公司治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世界经合组织认为,好的或有效的公司制度是具有国家特性的,它必须与本国的市场特征,制度环境以及社会传统相协调。

在王晓初看来,“英美模式”也好,“德日模式”也好,只是公司治理一般性原理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的反映。“我们望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能够走出一条和西方不同的道路,既把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优越的部分拿过来,同时又把我们党的政治优势结合到一起。”

在混改过程中,中国联通充分把握机遇,进一步健全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在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

当前,腾讯是中国联通的最大民营股东,投入的股本高达110亿元。

但由于中国联通体量太大,腾讯持有股份仅为5.2%。阿里、京东、百度等企业持有股比更低。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这些企业是没有资格提名董事的。

“我们考虑到既要引资,还要引智、引制,因此给5家战略股东安排了5个董事会席位”。朱可炳说,联通的13个董事会席位中,大股东提名了三席,即董事长、总经理、专职副书记兼工会主席;中国人寿投资占比超过10%,具备提名董事的条件,有一席;腾讯、阿里、百度和京东各有一名董事;另有5名外部董事。

搭建架构容易,如何让这样这样一套机制运转起来,并且取得预期的效果,仍然面临着重重挑战。

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国资委向央企授权放权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联通混改后,有关部门来调研,联通提出了几项授权、放权的请求,包括投资决策权、薪酬分配权、自主决策下属子企业员工持股权,以及决定所属企业混改、员工持股等。

最终,有关部门将上述权限授权给联通董事会。当然,随着改革的推进,当前央企董事会已普遍拥有这些权限。

“只有拿到这些授权,董事会才能做实,战略股东派出的董事才能有事可做。”王晓初表示,联通混改过程中,始终坚持两个一以贯之,重视加强党的领导。“我们自己打了一个比方,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盘;总书记提出混改16字方针(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就是我们的导航仪;把党的领导融入到公司治理之中,就是企业发展的引擎”。

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重要前提,也是难点所在,如何解决两张皮的问题,是包括联通在内的广大国企共同面对的挑战。

对此,王晓初表示,联通党组更侧重于从国有企业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出发,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确保政治方向不偏离、红色基因不变色,确保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坚决贯彻执行,把握好“把关到位”,但不“代替越位”。

“曾经发生过党组决定的事项,战略投资者、董事不认同的情况。当然是在具体的项目上。”朱可炳说,我们想既然把人家请来了,还是要给人家充分的话语权。“所以我们也探索建立了一个党组复议机制。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还是要启动复议机制。”

当然,联通董事会把更多功夫放在了前期沟通上。包括年度经营计划制定之前,包括5G投资决策制定之前,跟战略投资者董事做详细的沟通。每年召开董事会战略研讨会,对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王晓初评价说,混改后,联通的董事会在发展战略、业务合作、改革发展、经营预算等重大事项上履职尽责,建言献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激发新动能,营造新生态

联通历史上经历了多次重组,先后合并了小网通、大网通、吉通等企业。事实上,这造成了联通的内部机构庞杂。

混改后,中国联通把握这一难得机遇,进行了两轮瘦身健体。当前,联通集团总部部门、省分本部和地市公司管理机构分别较混改前减少37%、28.9%和44.8%。三年“压减”法人户数29家,累计减少30%。

在优化机构、理顺机制的同时,中国联通采取了多种方式,激发管理人员、基层员工、创新人才的干事创业活力。

联通将党管干部和市场化选聘相结合,建立管理人员市场化选聘和退出机制,各级管理人员首聘退出率14.3%。实施创新领域“418”人才工程,以组织区隔为基础设立人才特区,创新领域人才数量达到2.1万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联通混改时实施了目前A股范围之内,人数范围最大的限制性股票计划。有7945人参与了限制性股票的计划,累计授予股份8.07亿股。“这7945人不是按照行政级别来的,包括大量核心骨干员工、专业技术人才。”朱可炳表示,按照联通的业绩,这个计划的第一期已经在2019年达到了解锁条件。按照2019年的业绩,第二期也能达成解锁条件。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中国联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行划小承包改革,结合一线生产场景,建立微组织,实行增量收益分享,搞活激励分配,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为“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提供广阔平台,以期实现从大企业回归到创业公司的转变。

全集团共建立2.4万个划小单元,17.5万名员工投身其中,选聘2.2万名小CEO,推进各级本部向划小单元流动4340人。据统计,参与其中的员工收入普遍提高了20%以上。

“我们很乐意看到了我们的员工活得更有尊严,生活更加体面,而且是通过自身努力得来的。”王晓初表示。

除此之外,一系列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云南联通作为入选“双百企业”唯一一家基础电信企业的省级分公司,从2016年年底开始,在部分本地网实施了从“引入民营资本参与4G网络建设”模式到“引入民营企业委托承包运营5G”的改革试点,逐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云南联通发展的新模式;智网科技、智慧足迹等下属子公司混改取得积极进展;联通搭建了多个双创平台,第一次融资已经融到了5000多万人民币;中国联通对外合作最好的一家公司年利润超过15亿元……

“混改中,我们积极推进从‘政府型管理、行政化运作”转变为“企业型管理、市场化运作’,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为导向,以计划经济方式控制分配资源等方式,真正围绕客户、围绕一线、围绕市场高效运营。”王晓初总结说。

随着混改的深入推进,中国联通把“混”的载体从企业微观主体延伸到聚合民族自主产业链、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新生态上。

目前,联通在触点、支付金融、智慧家庭、云大物等领域业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如利用互联网触点发展的用户数过亿,目前已成立云粒、云景等合资公司和数字保险联合实验室,构建开放共赢的合作生态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发起“中国联通 5G 应用创新联盟”,成员超过500家,启动“领航者计划”,与180个重点行业客户签署 5G 行业合作协议。推进5G网络共建共享,与中国电信签署《5G网络共建共享框架合作协议书》,在全国范围内共建一张5G接入网络。

一组数据可以反映出中国联通利用混改营造发展新生态的成效:截至2019年11月,产业互联网收入规模达到299.4亿元,同比增长42.7%,成为带动公司业务增长的新动能。与互联网企业合作的新模式发展用户超过亿户,2019年1-11月实现收入369.9亿元,同比增长20.2%,成为拉动收入增长和效益改善的关键动力。

王晓初说,下一步,中国联通将着力建设以新治理、新基因、新运营、新动能、新生态为内涵特征的“五新”联通,努力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央企不懈奋斗。(《国资报告》记者 刘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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