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4日，杭州产权交易所挂出一则公--杭州宏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杉科技”）39.1614%股权公开转让，转让底价超过27亿元。转让方不是别人，正是宏杉科技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郑树生。
从华为第一个博士，到华三通信总裁，再到连续创办迪普、宏杉、宇视科技三家细分领域龙头，郑树生的人生轨迹几乎就是一部中国企业网与ICT基础设施产业的缩影。而这一次清仓退出，背后既有监管承诺的刚性约束，也有存储产业格局剧变下的理性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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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第一个博士
1966年，郑树生出生在浙江衢州的一个小村庄。
1983年，17岁的郑树生考入浙江大学通信与电子专业；寒窗十年，郑树生在1993年拿到博士学位。面对学校领导留校执鞭，挥洒三尺讲台的反复挽留，郑树生说，“想出去见见世面”。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后来郑树生自己的解释是，他更想去产业一线做技术研究，而不是待在象牙塔里。
那个年代的华为，虽然小，但正在从代理交换机转向自主研发，对高端技术人才求贤若渴。
华为早期副总工程师曹贻安在《华为访谈录》中回忆了郑树生入职的细节，非常生动：“因为他（郑树生）是博士，博士我还说啥呢？肯定是见到就招嘛，还面什么试，看到简历就招进来了。任何的博士，老板（华为董事、CEO任正非）都会想办法提的。见到博士，老板的脸明显笑成花了，喜欢带他们出去。”
郑树生在浙大读的是信号处理专业，属于“正规军”；“正规军”肯定就要打“上甘岭”，刚入华为就被安排做七号信令的研发。七号信令是电信交换机的核心通信协议，技术门槛极高，当时全华为没几个人真正懂。郑树生就是从这个 岗位起步，一步步从研发做到中试、生产、技术支持、交换事业部总裁、国内营销负责人，最终在1997年，入职仅四年，升任华为常务副总裁，时年31岁。
在四年中，郑树生从研发中试到生产制造，从技术支持到国内营销，几乎跑遍了华为业务的全链条。这种“技术+市场”的复合历练，为他日后独立操盘一家企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郑树生在华为时期就展现出了对To B销售体系和渠道管控的深刻理解，他主导建立的华为国内营销管理体系，后来被他完整地带到了华三，并在与思科的正面交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正面击败思科
郑树生在华为“风生水起”，直到2003年1月23日的“风云突变”。
当天，思科正式起诉华为，诉状长达77页，控告华为专利侵权、不正当竞争、窃取商业秘密等21 项罪名；华为的应对也相当迅速，停售、清文档、坚决应诉。怎么破局，华为祭出了科技商业史上神来之笔，与美国3Com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华为 3Com（也就是后来的华三）。
合资公司的架构设计非常精妙：华为投入技术和人员，占股51%；3Com投资1.65亿美元，占股49%；3Com CEO克拉夫林任董事长，任正非任CEO，郑树生则出任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不难发现，华三的成立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战略意图，将企业网业务剥离至合资公司，既能把中美企业间的法律冲突转化为美国企业间的商业博弈，也能在企业网市场打造一个专门对抗思科的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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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阵地能不能扛下思科的冲击呢，事实证明，这是另外一个“上甘岭”。郑树生的打法清晰而有效：一是继承华为的压强式研发投入基因，坚持自主研发交换机、路由器等核心产品，快速补齐与思科的技术代差；二是建立扁平化的渠道体系，大力发展二级代理商，快速下沉到地市一级市场；三是以 “性价比+本地化服务”为武器，在金融、政府、教育、电力等思科的传统优势领域逐个突破。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郑树生接手时，华三年销售额仅约6亿元，而思科在中国企业网市场占据绝对统治地位。2009年，华三在中国企业网市场的销售额首次追平思科；2010年，华三直接超越思科，成为中国企业网市场份额第一的厂商。到2012年，华三市场份额连续三年超过思科，年销售额突破百亿元大关。郑树生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企业不仅能在消费电子代工领域逆袭，在高门槛的企业级基础设施市场上，照样可以与国际巨头分庭抗礼，华三“前途无量”。
但命运再次和郑树生开了个玩笑。
不如自己做点什么
就如华三的简称H3C，也被行业戏称为“换三次”，从华为3Com到3Com独资，再到惠普收购3Com后成为惠普子公司，郑树生在多重资本博弈中逐渐失去了对企业的掌控。2012年，在华三易主惠普的体制耗斗中，郑树生选择离开，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在这里，命运难由己，不如自己做点什么。”
第一家是迪普科技。迪普科技的成立时间其实是2008年5月，比郑树生离开华三要早四年，核心团队大部分来自华三通信。郑树生从华三离职后，选择加入迪普科技，把它作为自己创业的主战场。郑树生的加入带来了资金、资源和行业声望，迪普科技从此进入快车道。
迪普科技的打法延续了郑树生在华三的成功经验：以高端为突破口，通过运营商集采先在高端价值客户市场打开局面，再向金融、电力等行业拓展。当时国内网络安全与负载均衡市场虽然群雄逐鹿，但企业级客户所需的高可靠安全设备仍高度依赖进口，迪普科技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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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家是宏杉科技，是一家最有创业感的公司，也是股权出售事件的主角了。2010年，惠普曲线入主华三之后，开始做单项选择题，所有与以太网交换产品无关的产品线都面临着退场的结局，当然也包括华三存储及多媒体事业部。当年5月，华三存储产品线的25 人团队选择集体出走，创办了宏杉科技。宏杉的起步速度很快，2011 年四季度开始销售，2012 年存储销售就过亿，2013 年超过2亿元。
2012年，郑树生离开华三后，同时担任了宏杉科技的董事长，并以个人名义做了天使轮投资。他后来解释自己为什么看好存储赛道：“我们始终觉得，中国市场是一个庞大的市场，这个庞大的市场里面，缺乏一个能够自主创造的存储公司，我想这是个巨大的机会。”
第三家是宇视科技，宇视科技的出身和另外两家不同，它不是团队自发创业，而是华三存储及多媒体事业部被整体剥离、独立运营的产物。2011年，美国贝恩资本出手，以5.1亿收购了华三全部视频监控业务及相关资产，成立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这支脱胎于华三的团队展现了惊人的战斗力，在随后7年时间内，实现了13倍的营收增长，硬生生在海康威视、大华股份双寡头垄断的安防市场，杀出了第三条路，行业甚至因此造了一个新词 ——“海大宇”（海康、大华、宇视）。
2013年8月，郑树生通过自己的投资公司杭州迈尚股权投资入股宇视，成为第二大股东，持股 13.04%。2017年，在安防行业竞争加剧、海康大华双寡头格局日益固化的背景下，宇视科技被作价约45.46 亿元出售给上市公司千方科技。
清仓宏杉，止步“最后一个堡垒”
早在2017年，宏杉科技就与迪普科技同时向深交所创业板提交了IPO申请。但由于两家公司实际控制人同为郑树生，且客户、渠道、供应链高度重叠，存在同业竞争嫌疑，宏杉科技于2018年主动撤回了IPO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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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迪普科技成功上市时，郑树生做出了一个关键承诺：在2021年12月31日前，将所持宏杉科技股权要么注入迪普科技，要么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以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但这个承诺迟迟未能兑现，注入迪普科技面临利益分配难题，宏杉科技有众多外部PE股东，各方对交易对价、支付方式难以达成一致；转让给第三方则因行业竞争和监管限制而困难重重。2022年，浙江证监局对郑树生采取责令改正措施，要求其履行向无关联第三方转让宏杉股权的承诺。
四年过去了，这一承诺仍未完成。2026年8月，郑树生终于选择公开挂牌转让宏杉科技39.1614%的股权，底价超过27亿元，实质上是一次清仓式退出。
除了监管承诺的刚性约束，郑树生选择此时退出宏杉，还有更深层的产业逻辑。当前中国企业级存储市场正经历剧烈的格局重塑。根据IDC数据，2025年中国企业级外部存储市场销售额达74.4亿美元，同比增长7.4%，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但市场集中度正在快速提升。公开数据显示，宏杉科技2025年实现营收8.55亿元，净利润3879万元，在巨头环伺的存储市场中体量偏小。其实，不仅仅是宏杉科技，所有独立专业存储厂商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持续挤压。
“当年，我跟美国的朋友说，我要做存储，朋友们都问是不是疯了？”“我们就是立志于攻克最后一个堡垒—存储。”但随着对于宏杉科技的清仓式转让，郑树生的这个夙愿可能要告一段落了。
后记：
迪普、宏杉、宇视，三家公司，三种命运：宇视高位套现，迪普上市融资，宏杉清仓退出。离开华三之后，郑树生用十四年时间，“自己做点什么”。
而这一切的起点，都要追溯到2003年那个他被任正非派往杭州、创办华三的夏天。在这个 AI 重塑一切的时代，这位华为的首个博士，曾经正面击败思科的老将，是否还会再次出发，自己做点什么？答案或许只有时间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