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运营企业正确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公共企业(publicenterprise)”，也就是带公益性的企业，经济术语称之为“准公共品”，而不是免费的全公益企业。
前不久，有消息称国资委高层提出“公益型国企”的概念，这一概念虽不准确，但意义非凡，可能预示我国企业管理理念的重大变革。在我看来，电信运营企业正确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公共企业(publicenterprise)”，也就是带公益性的企业，经济术语称之为“准公共品”，而不是免费的全公益企业。公共企业可以是国企也可以是民企，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应该允许民企加入公共企业行列。
20多年来，笔者一直坚持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属于公共企业，不能搞自由竞争，只能在正确规制下进行适度竞争，并多次呼吁决策部门对它们的性质和作用进行重新定位。
两个认识误区
公益性企业往往被人认为是纯粹做公益，不盈利。但公共企业的定位则不一样，它既非完全公益，又非完全市场化竞争，而是以低廉价格为大众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企业。例如有的国家规制电信行业的利润率不能超过12%，同时又特许一定程度的垄断经营，甚至给予政策优惠。
对于石油、交通、通信，供水、供电、供气一类带公益性的企业的管理和定位，社会上存在两大认识误区：一是取消管制、充分竞争，二是回归政府独家垄断、严格管制。长期以来，我国也只有企业和事业两类经济实体，改革开放以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抹杀了两者的区别，都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策又一刀切，走了一段完全市场化道路，结果某些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很快获得高利润甚至成为暴利行业，石油、电信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无论是充分自由竞争，还是政府独家垄断，对于电信行业来说都是不合适的，这个行业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公共企业。所谓公共企业，既不是普通工业、商业企业，也不是基础教育和医疗事业。普通工商业的经营目标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公共企业的经营目标是社会效益最大化。通俗地说，公共企业应该是“又细又长的面包”，长期微利经营，或者保持收支平衡的运营状态。
世界电信发展大都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由图可见，电信业发展初期，人们只有紧急情况和重要事情才打电话、发电报，电信创造了很高的单位社会效益，企业却处在长期亏损状态，政府不得不给予财政补贴。到第二阶段，人们打电话聊天熬粥，发短信互相祝福，相当随便，由于使用量大增，单位成本下降，企业营利非常可观，甚至可以暴利经营，而每单位电信服务的社会效益却逐步下降。到第三阶段，电信与信息化融合，互联网、物联网为通信服务开拓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由于市场竞争、政府管制和社会压力，企业收益下降，逐步回归微利经营，社会效益再次上升，行业发展逐步走向公共理性。
三项优惠政策
对基础电信服务进行“公共企业”的重新定位，应该给它们三大优惠：一是立法保证过路权和服务站点选址的权利；二是建立信息通信普遍服务机制；三是财税、金融和投资政策优惠。在保证过路权方面，美国、日本等国家曾设立有专门的公共企业法，使这些企业在实施关乎公共利益的相关事项时得到法律上的保护。
如此一来，电信运营商的基站选址难、网络进入小区难等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在普遍服务机制方面，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信息通信普遍服务基金机制，由政府与企业共同出资为电信普遍服务的进一步推进提供相应的保障；另外，税收、金融政策优惠也应成为“公共企业”的一项权利———为公共企业制订相应的优惠政策，如在税收政策上有所倾斜、对某些重大项目实施免税政策。遗憾的是我国历史上多项优惠政策给了工业制造业，公共服务业多被遗忘。
四项社会责任
“公共企业”在享受优惠政策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应该用“超低价格”支撑整个社会生产、生活消费的信息通信需求，促进现代服务业和众多小微企业发展；二是必须为全社会、各阶层、各地区提供无差别服务，保证价格透明，避免价格歧视，促进均衡发展。这就要求公共企业真正向弱势群体、偏远地区倾斜；三是确保网间互联互通和信息设施、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四是保障网络技术的先进性，加快宽带信息网络建设步伐。
目前，我国的信息化已经走过了两个重要阶段，正在向第三阶段迈进。第一阶段叫做计算机与通信2C革命，网络的主要功能是信息交流，社会定位是信息基础设施；第二阶段是计算机、通信和信息内容3C革命，信息内容成为这个阶段最抢眼的主题，网络的社会定位向信息媒体倾斜；第三阶段是物联网和云计算推动了计算机、通信、信息内容和监测、控制组成的4C革命，网络功能开始为社会各行各业和人们生活提供全景应用，信息通信正在成为新兴社会生产力。我们必须抓住对公共企业重新定位的契机，迎接信息通信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崭新阶段。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长期从事电信经济与政策研究，多次获得国家或省部级科技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