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获悉，在上海市主要领导的亲自督促下，8月，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大楼楼顶分别开放，各架设一座TD-SCDMA（以下简称TD）基站；随之，上海数十处机关大楼也表态将开放大楼楼顶给TD基站，试图以政府带头形象引导社会支持TD建设。已持续一段时间的上海TD建设寻址、谈判难的问题似乎将向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在上海之外，在TD之外，不以世博为背景的基站寻址还有很多，它们的路依然难走。

落地难在哪儿？

基站寻址、谈判从2G起难度就非常大，而随着今年3G的启动，三大运营商同时完善2G并大范围抢建3G，按照一位运营商网络部人士的说法，“这一难度开始成倍增长”。新基站建设选址难度加大、老基站站址续约成本升高已被公认为目前困扰三大运营商网络建设的重要因素。

“地铁、居民小区、商住楼，凡是能掌控站址资源的地方，漫天要价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洽谈新建基站或续约老基站的合同时，这些机构抓住我们必须完成任务的心理开出天价。如果我们不答应这些天价，基站就没法建设；但如果答应了，其他单位就会效仿，天价将会越来越多。”在本刊记者前期采访中，运营商参与寻址谈判的人士表示。

从该人士处本刊记者了解到，运营商在建设天线铁塔系统和室内分布系统时往往需支付从2万元至50万元（人民币，下同）不等的进场费，“一般都处在中间的价格区间”。而根据工信部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三大运营商完成的3G投资总额为800亿元，新建3G基站总量约为19万个，即使以中间值测算，站址成本半年即为475亿元左右，已超过投资总额的一半。

业内专家向记者表示，所谓“漫天要价”行为的根源在于，对于已被视为基础公共事业的通信事业，其法律地位却没有得到明确，同时对特定公共区域内的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维护的主体缺乏制度上合理的界定。“于是具体执行时，往往政出多头，不同主管部门间也缺乏利益协调机制。”

寻求援手或自己解决？

如前所述，在目前站址获取难的根源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似乎只有运营商自己费力谈判与地方政府推动这两条途径。

“政府在推动地方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中应该发挥不可替代的主导和规范作用。”前述运营商寻址人士表示。

事实证明，政府的介入协调确实是非常有效的，远有江苏“十运会”时政府力促通信建设，近如北京奥运会前各地政府的推动、上海政府的带头作用，都已或将极大促进当地通信覆盖。

“但现实来说，除了大城市，或承担类似‘十运会’、奥运会、世博会这种国家高度重视项目的地区，地方政府一般都不会去管‘区区’一个通信领域的事情。比如奥运前北京各区级政府召开TD站址协调会，把TD站址资源协调工作发动到了街道办事处一级；又如今年专门出台未来三年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提升计划，这在地方上根本不可能。在许多地方政府看来，工业生产等实际出产值的领域更值得关注。归根结底，还是对通信的价值认识不到。”北方某地市运营商人士觉得很无奈，他认为极大多数情况下，还得靠运营商自己做工作。

下半年寻址难度不一

今年下半年三大运营商的3G建设还将是重头戏，计划都是将自己的3G信号覆盖到全国200多城市，对于站址争夺的激烈程度可以想见。而其间，难度则各有不一。

南方某联通公司人士认为，相比另两家来说，中国电信在基站选址方面还能有些优势，因为政府、企业客户资源雄厚，进入谈判时能“多些路子”。该人士认为，自己公司下半年寻址谈判的工作依然很艰巨，“一方面要跟另两家强势的企业争资源，另一方面2G时自己的基站数量不多，也不足以2G、3G共站址”。

对于中国移动来说，下半年的寻址任务也是相当沉重。与另两家竞争对手不同的是，中国移动不仅有同样繁重的3G新建任务，还要回过头来解决TD一期、二期的问题。

“由于TD前期设备水平不尽如人意，易引起同频干扰，而且实际建设中经验缺乏，现在TD一期、二期部分基站重新选址、重建的工作已被提上日程了。业界目前看到的是北京、广东、上海这些主要城市的事，实际各地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某地方规划设计院工程师向记者透露。

而据了解，目前许多地方运营商都在持续实施诸如“基站站址获取劳动竞赛”一类的基站寻址推动措施，以敦促员工的寻址工作。“任务和压力都很大。”一位处在竞赛之中的地方员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