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1年5月22日，天津、海南两地携号转网试点期已满，共实现约5万用户的成功转网。虽然试验运行总体平稳，但是，携转成功率不高、重复申请多、金融证券等行业短信不能自动携转、企业的市场竞争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等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将国外的经验照搬到中国来？工信部对携号转网的推广步伐会有怎样的打算？为有助于回答这些疑问，编者特此在互联网上搜集相关专家学者对携号转网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院长曹淑敏说：“在这次试验过程中，真正让我们认识到号码携带业务的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她表示，试验中遇到了一些技术、业务监管等方面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有一些还没有完全解决，目前各方专家正在积极探索解决之道。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首席专家龚双瑾分析称，正在享受运营商补贴的号码无法申请携号转网，还有一些不符合条件的用户重复申请，比如很多用户都不是实名制的，在运营商那里登记的都是代理商的名字，这样当然是无法携号转网的。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竞争和营销的关系，我国运营商与客户的契约关系相当复杂，如果用户与携出方有话费纠纷，处于某个集团客户业务群当中，或者存话费送手机等合约关系未满，也是无法办理携号转网的。这些因素均会影响到业务的成功办理。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助理吕廷杰介绍，从携号转网试验来看，在天津有80%的用户转往联通，10%多的用户转往移动，3%~5%转到了电信，海南有93%以上的用户都转往联通。这种不平衡的流动有可能会引起携出运营商的不快，因而积极性不高。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刘涛表示，工信部适时放慢了携号转网的步伐，推迟全面推广的时间是时所必然。将初始制定的“大踏步前进”计划改为采用“小步慢跑”的形式，更多的是希望试点阶段能够充分暴露问题、解决问题，降低未来推广的风险。
工信部电信管理局王安平介绍，根据电信研究院与某网站合作开展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有接近94%的受访用户希望能提供号码携带服务，其中有87%的人可能会使用号码携带服务。
美国Neustar全球副总裁、亚太区总裁郭骅这样评价携号转网业务的作用：“从携号转网实施的情况来看，真正的目的不在于要求用户真正转网，而是鼓励运营商提升服务质量，从过去16年的发展状况来看，真正转网率很高的市场也不是很多，但是服务质量整个会得到提升。”
电信专家付亮认为，携号转网就是为了加剧竞争。因此携号转网执行越彻底，用户选择权越大，越能推动创新。携号转网还在试点阶段，有些问题应公示，而不是等消费者发现、媒体曝光。
工信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芳表示，携号转网业务并非强制业务，推广也是个缓慢的过程，要尊重消费者的选择。主管部门要制定一些优惠政策，例如在韩国，用户向相对弱势的运营商转网会获得优惠，反之则无。工信部等主管机构在这项业务中应该扮演政策指引和执行情况监督的角色。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马红漫认为，一般而言，用户转网短期内考虑的因素就是资费高低，所以转网往往先由强势运营商向弱势运营商转移，但是这种流出这并不意味着强弱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差距消失，长期而言运营商的服务水平等综合因素才是校正的关键，所以并不会出现企业地位的巨变。
中国通信学会理事张庆忠表示，国外虽有相关的经验，但国内在开展携号转网业务时也不要百分之百地复制过来，中国有中国的情况。
IT 评论人士毛启盈这样认为，我国携号转网条件还不成熟。国外的成功经验在国内市场是邯郸学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可比性，资本调节和政令调节结果大相径庭，要学习相关经验就要从体制上改革。而且目前运营商数量太少，最少5家以上，用户才有选择。
知名电信分析师王留生认为，由于三家运营商平台是割裂开来的，因此在携号转网时就有很多不便，而并非单单是数量原因，运营商越多越麻烦。如果真正给用户选择的余地，应该双向自由转网，即一个号码三家运营商自由选择。携号转网试点用户，如想办理携号转网业务，应先了解相关的政策和转网后所需要的工作，以及可能承担的风险。而工信部等主管机构在这项业务中应该负责的是政策指引及执行情况监督。
电信研究院专家刘涛认为，为了推进号码携带的下一步试点，可以考虑“小步慢跑”，首先要有防不正当竞争的规定出台，其次要加大手机实名制的推广力度，在未来当天津和海南试点到达一定程度之后，不排除可以进一步增加一些新的试点地区，积累更多的实际经验。
天津市通信管理局副局长段玉奎表示，携号转网原计划是今年5月21日结束后向全国推广的，由于存在着种种问题，导致携号转网的试点工作依然保持在天津和海南两地。目前，天津通信管理局也正在制定更多更为细致的规章和制度，来管理和协调携号转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