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冲击，我国及世界其他主要工业国家工业企业产出普遍下降，全球主要行业供应链均受到一定冲击，汽车、电子、能源等主要行业均出现了供应链大幅波动甚至断裂现象。疫情严重地区的供应链面临破裂和消失、部分跨国供应链中断与重构、一些产业加速衰退与转移、供应链金融风险凸显，对全球供应链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一些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更是希望借助此次疫情，让制造业离开中国；如果此次疫情结束后全球产生备用生产基地，带来的损伤可能将是难以恢复的。工业互联网全面链接工业生产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要素，是提升我国乃至全球供应链治理能力的有力武器，以工业互联网作为发力点，有助于我国全面提升供应链掌控能力，打好全球供应链攻防战。
疫情暴露出我国供应链管理体系存在三方面问题。第一，当前我国对于工业生产的管理体制难以深入供应链内部，难以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向纵深。一是我国供应链管理的责任主体不够清晰，经信、商务、工商、海关等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现象严重，缺乏有效协调各部门的机制；二是现有管理体系难以深入供应链内部，缺乏深入了解供应链体系运作机制的工作机制，缺乏对供应链进行监管和调控的直接抓手；三是管理决策的科学性不强，制定相关工业政策时以管理者的经验为主，缺乏工业大数据计算仿真和相关行业供应链图谱的支撑。
第二，缺乏实时精确获取工业供应链数据的有效途径，无法实时精确掌握错综复杂的国内外供应链体系。目前我国对于工业生产和供应链的管理主要依赖地区行业统计上报数据，数据的实时性较差，往往存在一个月以上的滞后期，导致错过调控的最佳时间；数据的颗粒度较大，往往只有某些工业品大类的结果性数据；数据的关联性较弱，无法反映产品之间和供应链体系内在的联系。对于国际供应链数据的获取，更是只能依赖进出口数据和国外公开数据，难以准确掌握和分析国际供应链体系的走向脉络，以及中国产品在国际供应链体系中起到的具体作用。
第三，缺乏对国内外供应链进行精准化管理的有效手段，难以对国内外供应链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我国目前对于工业生产的管理以地区行业总量管理为主，主要通过投资、土地、财政、金融等手段调控工业品生产总量，而不是直接对供应链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主要凭借历史数据和管理者经验进行管理，难以保证管理的科学性和最终效果，也无法有效掌握工业供应链结构和内部数据，难以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调控；相关手段的实施周期较长，无法及时反映市场需求，管理的实时性较差。因而现有的供应链管理手段难以适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的管理需求。
疫情过后，新一轮的全球产业链攻防战将更加激烈。对此我国必须做好准备，通过工业互联网掌握供应链供需大数据，绘制与我国相关的全球供应链图谱；基于国内外供应链数字孪生模型，掌握国际供应链体系在各类事件冲击下的反应，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把握产业链关键环节，获取疫情后供应链攻防战主动权。建立健全全球供应链管理体制机制，尽快梳理中国制造的板块体系，从国际供应链的角度考虑，对汽车、电子等影响面大的重点行业，进行快速分析，选择对于整体供应链较为重要、我国比较优势不明显、国外容易建设备用生产基地的供应链环节，集中力量优先复工，以降低跨国企业向国外基地转移产能的可能。
二是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提升我国对供应链的掌控能力。加大力度投资工业互联网等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构建全球供应链数据动态采集平台，采取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尽可能获取工业企业关键生产数据与交易数据。针对信息化水平不足、无法直接获取数据的疫情防护物资生产企业，提供前端标识智能采集设备，直接在物资生产环节采集数据；针对可以直接采集获取数据的疫情防护物资生产企业，直接进行数据联网采集，实现生产可控、质量可控、数据可追溯。建立健全各类紧急情况下关键物资生产企业的管理机制，保证突发情况下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工业互联网介入相关企业生产，优化生产企业排产和扩产。
三是构建国家供应链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短期应急和中长期预测机制。一是面向产业集群做好灾后的生产模拟，为集群企业复工后有条不紊的高速生产提供参考依据。二是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平台，通过工业互联网提供产业链信息，缓解企业恐慌，优化企业生产排产。三是在弄清国内生产能力的同时，加快对国际产业链情况的梳理和了解，建立全球供应链生产推演体系，对国际承载趋势进行研判，并对中长期产业链变化进行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