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访谈  
 
　　当一个通信运营商转变成一个信息综合提供商时，一定会转化成自身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为信息服务市场带来一种非常正面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汪向东

记者：中国的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单纯的追求速度向环境友好型和效益速度型发展。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信息化在推进这种经济转型中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汪向东：围绕着信息化的作用以及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我们国家的经济学家、政府在认识上一直有分歧。这看起来是个理论问题，但关系到国家发展计划的制定，涉及到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去配置资源的国家战略问题。

在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政策和战略的调整之后，信息产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起飞阶段。到了上世纪末，因为网络泡沫的破灭，IT整个地滑向低谷，人们对信息化到底是真有用还是虚幻的泡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六大对这场分歧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即我们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党的十七大也明确提出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从中可看出，经历了网络泡沫破灭这样一个过程之后，我们党中央还是确认了信息化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回过头来看，无论是信息化工业化也好，还是转型也好，其实讲的都是信息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现代工业化不能再延续传统工业化的路子，要避免投入高、消耗高、速度也高但效益较低、污染严重等传统工业化的问题。这需要在往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的过程中去解决，而在解决的过程中，信息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工业化的要素投入这个层面上来看，一方面，信息技术可以越来越多地替代物资资源的消耗。因为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很强，它可以通过与其他技术的结合，改造现有技术的物资基础。比如数控机床就是计算技术和加工制造技术的结合，从而在加工制造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起到效率、质量的监控作用。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可以使工业化要素得到投入，并且在投入的过程中使各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源的素质得到提高，从而更加节约对物资资源的需要、消耗，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从企业这个层面来看，企业既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去改进企业管理，也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准确地把握市场信息，避免盲目决策以及由此带来的盲目生产。这样不仅能够减少资源的消耗，还可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甚至可以改变企业的业务流程和企业组织本身，使企业以更高的效率和效能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作用。

从产业层面来看，信息化的作用也是非常突出的。现在一些龙头骨干企业率先认识到了信息化的作用，并积极实施了领先的信息化应用。与此同时，它们利用自己的市场地位，要求在产业链中与它配套的中小企业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接，从而带动了一大批的中小企业信息化。因此对中小企业来讲，是否具备信息系统的对接能力成为该企业能否加入这个供应链的入门证。在这种状况下，信息化成了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把原来一些比较松散的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转化成用这种供应链给疏理过的一种新的竞争关系，把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化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从宏观经济上看也是这样。信息化能够帮助改变宏观环境，去进一步地解决经济总量均衡的问题。比如说去改善市场监管，提高监管能力，包括市场管理、市场服务等，这都是电子政务的出发点之一。

记者：中国是个后起的现代化工业国家，至少比西方发达国迟了上百年，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工业化所处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有更多先进的信息技术可以利用，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的领域实现对西方国家曾经走过道路的超越?

汪向东：信息技术是把双刃剑。我们在核心技术上的差距使得我们一方面面临着发挥后发优势的机遇，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后发劣势的挑战。我们在工业化道路中是否能超越，现在只能说，存在着这种可能性。

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者可以在先发者走过的路子上尽可能地避免先发者走过的弯路，与先发者在同种条件下相比，市场条件、技术条件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后发者可以直接采用最新的技术成果与最先进的管理经验。从后发优势理论来说，我觉得超越在某些方面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技术、产品、业务等层面的超越。咱们通信行业走的就是跨越式的路子，直接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因此我们在移动通信、宽带上都不落后。而且我们在移动互联网等领域的一些通信业务也有很多创新，是别人没有的。这个超越是比较明显的。

然而，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的领域实现对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的超越，却是一个比技术超越复杂得多的问题。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这种选择取决于很多的因素。一方面取决于自己主观的意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希望在工业化道路这种重大的战略选择上受制于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间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再与本国具体的环境、条件结合起来，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能够采用最新的技术、最好的管理经验，然后能够借助国际市场的有利资源，去实现自己的工业化，这是最好最理想的选择。

与后发优势相对应的还有个后发劣势，这是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提出来的理论。后发劣势，指的是在国际合作、交流、技术引进、管理经验都处在开放状态的国际市场中，后发者一方面取得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加入了国际的产业链，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从属地位。尽管大家都希望处在国际分工链条的高端，但是核心技术上的差距、对国外核心技术的依赖、对国际市场合作关系的依赖，使处于从属地位的后发者有可能被先发者锁定。这其实是一场博弈。如果后发者能够发挥出后发优势，避免后发劣势，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将有更大的自主选择的空间，在国际合作的开放市场上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后来者能不能实现工业化道路上的超越，取决于自己也不取决于自己，有赖于博弈的结果。

目前我们正在非常努力积极地拓展在工业化道路选择上的自主空间，希望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有更大的自主性。我们根据自己的环境、条件以及国际市场的可能性来控制自己。同时，我们还得通过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能够更善于、更好地去使用我们的优势和条件，避免不利因素。

记者：支撑一个国家经济骨架的是企业。从中国来看，大型企业的信息化进程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而大量的分布在众多行业的中小企业的信息化进程却不尽如人意，中间还有一些反复。您认为影响中国中小企业信息化进展的症结在哪里?

汪向东：中小企业信息化的影响因素很多，不同的企业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很难一概而论。但在诸多的因素中，有几个主要的症结所在。

第一是中小企业信息化的绩效不高，这是阻碍中国中小企业大面积发展或者进一步向纵深展开的一个重要原因，已经影响了中小企业信息化下一步的健康发展。绩效不高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来说更务实，如果在信息化过程中它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那么它进行信息化就会更加积极；如果前期的信息化投入没有让中小企业看到实际的绩效，即使把前景说得再好，它也会有顾虑；同时，它在投身信息化之前会去看周围，如果它看到同类企业在信息化过程中得到实效，那么它也希望能从信息化中获得效益。

第二是对于信息化绩效的认识问题。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现阶段中小企业在看绩效时还是看的硬效益，就是直接可以货币化的、可以定量的效益。实质上，企业信息化带来的更多的是软效益，即很难直接去用货币去度量的效益。举例来说，利用信息技术避免盲目决策，这个很难去度量值多少钱，值多少效益；利用信息技术改进了客户管理，增加了客户的忠诚度，也很难用货币去度量。在一项关于企业信息化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国内70%的企业把硬效益看作是信息化的效益，当他在决定做不做信息化时，他第一位的诉求是硬效益，而在发达国家，69%的企业认为信息化第一位的作用是软效益。这是值得我们国家的中小企业在考虑信息化作用或绩效时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三是中小企业信息化的环境。跟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信息化过程中很难有实力或者也不应该让它去白建一个非常完善的信息系统。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信息化的中介组织，包括中国电信在内的有实力的ICT提供商去帮助中小企业降低信息化的成本，用一些共用的平台、一些共用的系统去为他们的信息化应用创造更好的条件，使中小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跨入信息化的门槛，享用信息化的服务。目前，我们国家中小企业信息化的环境还不太理想，还需要去完善。这也是一个影响了中小企业信息化进程的很重要原因。
 
　中小企业信息化下一阶段的发展取决于用户、信息提供商和政府三方的努力，需要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问题。企业信息化的绩效水平提高了，企业对信息化绩效的认识更全面了，再加上信息化的成本降低了，取得服务更方便了，能够解决企业的问题，中小企业投身信息化的积极性自然就会提高了。

记者：随着ICT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融合，中国的电信运营商纷纷提出从通信服务提供商向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的转型。从你们的研究来看，运营商介入信息服务提供的领域，会对信息化的推进起到哪些作用?

汪向东：电信运营商转型是一个国际趋势，而且运营商进入信息服务领域对信息化的推进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首先运营商具有网络的优势，没有谁能像电信运营商这样拥有一个庞大深入的网络。第二是用户资源的优势，电信运营商很自然地能把电信用户转变为信息服务用户。第三是品牌的优势，其实质就是用户的信任优势。第四是整合ICT资源的优势，包括中国电信在内的电信运营商本身有足够的整合IT资源的能力。第五是运营商自身实力的优势。企业跟一个小型软件公司谈合作时，会有很多顾虑，比如这个小型软件公司一两年后还在不在，能不能提供后续的服务；再比如，企业一时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能否向这个小型软件公司分期付款。而中国电信在进入信息服务领域的过程中，采取你先用、建立长期的服务联系后再付款的商业模式，没有实力的IT提供商是很难办到的。这种先使用再付款的模式代表的是对客户一种长期的信赖，提供的是一种规范的、负责的、长效的服务，这与电信运营商的实力是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电信运营商具有以上这些明显的优势，当它决定从一个通信运营商转变成一个信息综合提供商时，一定会转化成自身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为信息服务市场带来一种非常正面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记者：信息化特别是企业信息化一般都是个性化定制的要求很多，从而催生了很多的针对行业应用的信息化服务提供商。当运营商这样的大型企业进入这样一个个性化需求很强的市场时，通用性与个性化的矛盾还是很突出的。您认为，运营商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汪向东：如何解决通用性与个性化的矛盾，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信息服务市场这么大，用户这么多，它们的情况千差万别，谁都希望得到个性定制的服务，但是实现起来却是非常困难的，关键是找好一个平衡点。

中小企业信息化是不是非得需要个性化的方案?越个性化的东西成本越高，需要付出的费用越多，中小企业需要以高代价去获得这种非常的个性吗?通用性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满足中小企业信息化的基本需求?两者怎样达到一个平衡才能真正满足市场需要呢?正像中国电信等电信运营商困惑的一样，其实客户也同样困惑。他们也在通用性、个性化及付出的成本之间寻求一个平衡。而且，用户的信息化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个平衡点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又在不断地动态调整。

可以肯定的是，个性化的程度只能是有限的，电信运营商介入信息服务领域，需要在提供者的开发成本、市场提供成本和用户愿意支付的成本之间去探索一个平衡点。

记者：您认为电信运营商这样的企业在推进中小企业信息化和行业信息化方面应该起到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自身的转型与发展?

汪向东：电信运营商一直在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通信网络及服务不能中断、保证高品质的通话质量以及普遍服务等。现在深入信息化领域后，电信运营商又增添了一些新的责任。

首先，要为信息服务市场环境的改善尽职尽责。电信运营商要通过规范的、负责的、长效的市场服务去改善信息化的市场环境。

其次，要帮助用户降低信息化的成本。目前，国内各个电信运营商正在积极地往这个方面去实践，如中国电信倡导成立的中小企业信息化联盟，旨在建立一个公共的平台，针对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服务、业务，然后让用户来共用这个平台，降低他们的信息化成本。

第三，为绿色健康环保的信息服务尽责。要积极防范和杜绝一些公司利用信息平台去从事不法经营，当电信运营商进入到信息内容领域来，应该在内容上承担相应的引导和选择的责任。

第四，承担与整合资源相关的责任。电信运营商拥有一个功能强大的信息平台，也拥有整合相关资源的能力，只有更多地去整合一些资源，通过更好的信息服务去赢得用户，才符合电信运营商自身的转型战略，获得长足发展。

第五，要不断地通过自己的技术创新和业务创新去引领整个社会的信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