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6个月的天津、海南两地号码携带试验工作已经结束了，两地1700万手机用户中，总共提出了50万次转网申请，而最终有将近5万人转网成功。也就是说，有不超过3%的人提出了转网申请，而其中又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申请能够成功。
这一数字是否反映了用户意愿的现实？恐怕不是。
此前，电信研究院委托某网站开展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号码携带受到了大多数用户的一致欢迎，有接近94%的受访用户希望能提供号码携带服务，其中有87%的人表示，可能会使用号码携带服务。
为什么网络调查与实际操作差距如此之大？肯定不能用“用户改变主意”来解释。实际上，就在笔者身边，许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同时在使用两部以上手机，如果能够不更换号码就享受心仪的网络服务，谁会选择这种既麻烦费钱又占随身空间的通信冗余？更有甚者，周围的不少朋友，一家三口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包括无线上网卡在内，往往同时占用着六七个电话号码，难道这不是对国家码号资源的极大浪费？
一位天津的朋友告诉我，当初刚一听说号码携带政策在天津试验，他就兴冲冲地去了，然而办了好几天都没有办成，随后被告知“校验失败，无法转网”，而具体原因又令他摸不着头脑，最终，他决定放弃。据了解，像他这样的情况在试点地区极为普遍，而失败的案例一传十、十传百，又导致别的用户望而却步，不再提出申请。
由此可见，号码携带业务不是缺少用户需求，而是这种需求被种种或“软”或“硬”的原因所压抑。
实际上，从全球经验来看，自从1997年荷兰首先实现号码携带开始，迄今已经有包括全球90%以上的发达国家在内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移动号码携带。移动号码携带实施比较成功的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市场成熟、移动电话普及率高，政府监管有力、有效，运营商配合度高，转网流程快速、高效，用户和社会认知度高。而实施号码携带后，用户对通信服务的满意度和移动电话普及率皆有所提升，号码资源的利用率提升，运营商的服务质量显著提高，并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网络质量的提高和新业务的提供中。
在我国，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分享电信行业发展改革成果，自2000年后，信息产业部就委托电信研究院进行国际号码携带技术和试验进展跟踪研究，并于2008年4月完成了号码携带业务的实验室试验。到2010年4月，已经完成了集中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运营商业务平台建设和网络改造及企业内部测试等工作，并完成了集中数据库和电信企业本地数据库/业务管理系统之间的接口测试。2010年8月至2010年11月，为了确保号码携带面向用户开放后万无一失，电信研究院又组织企业内部员工和相关人员进行试用，直到正式启动。可以说，这一过程是经过了反复斟酌、充分准备的，欠缺的只是更多应用经验和更有力的监管保证，而这二者都可以在推进实践过程中逐步加强。
归根到底，号码可携的实现，可以在广大电信用户中建立起“监管机构监管为民、行业施惠于民”的积极形象，使得广大电信用户可以得到更多实惠，我们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