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动TD-LTE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中国移动、华为、中兴、大唐等中国通信企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如今，在各种国际大型通信展会上，他们都是备受关注的“明星”。

对于TD-LTE而言，入选4G国际标准，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一张新的考卷摆在了中国通信业面前——如何成功实现TD-LTE的产业化，将TD-LTE从桌案上的一堆堆文稿变为实实在在的创新产品、设备和方案。

国产TD-LTE终端和芯片终于摘掉了“老大难”的帽子。

“TD-LTE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全球移动通信版图上中国力量的崛起，更是中国通信业真正实现自主创新群体性突破的重要战略机遇。这是产业多年积淀的结果，更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如是说。在我国政府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网络运营、系统设备、芯片、终端和仪表等各方，在TD-LTE的产业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正是他们的辛勤耕耘，才成就了TD-LTE与LTE FDD的并驾齐驱、融合发展，为全球移动通信业更好地利用日益珍贵的频谱资源开辟了一条创新道路。与此同时，中国信息通信业的羽翼更加丰满，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全面提升，写下了令人瞩目的壮丽篇章！

顶层设计为TD-LTE产业化吹起东风

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为TD-LTE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学的顶层设计为TD-LTE的产业化吹起了东风。

2006年1月，新中国历史上第3次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式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明确了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战略思想。

全国科技大会后国家很快提出了60条配套政策，其中力度最大的是设立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推进工程。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我国曾实施的“863”“973”工程不同，这一工程不仅强调科研，而且更加关注自主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其资金和政策的扶植力度也是空前的。

国家要求各部委、各行业选报自主创新的重大科技专项工作，TD-LTE成为原信息产业部关注的“一号工程”。时任副部长奚国华回忆道：当时王旭东部长专门留出部里申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名额，只为了等待TD-LTE的“好消息”。

2007年11月7日，由中国主导的TD-LTE被正式写入3GPP标准，捷报一传来，原信息产业部科技司随即启动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申报工作。2007年12月2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案，并确定于2008年起正式启动。TD-LTE被列为仅次于“飞天登月”工程和杂交水稻工程的第三项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专项工程。

为了更好地推动专项工程相关工作的开展，国务院还特地建立了由科技部牵头，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参加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各部门密切沟通、紧密配合，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为TD-LTE的产业化保驾护航。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2008年开始，国家财政5年陆续对TD-LTE投资达到了40多亿元，而在此前的TD-SCDMA创新中，国家投资还不足10亿元。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TD-LTE的产业化进一步提速。

TD-LTE的产业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依靠单打独斗显然不能解决问题。为了更好地构建TD-LTE创新体系、形成产业创新合力，2008年3月，在时任副部长奚国华的积极倡议下，刚刚组建的工信部决定，成立一个由工信部领导，覆盖TD-LTE产业链各环节的“TD-LTE推进工作组”，原工信部电信研究院为组长单位，中国移动为副组长单位。

“TD-LTE推进工作组”科学有序地组织推进TD-LTE的产业化工作，40余家单位积极参与，以规范、试验为抓手，致力于打通产业链各环节，实现高效协同研发。工作组研究制定了试验方案，共制定技术规范90份，测试项目近2000项，全面覆盖TD-LTE系统、终端、互操作、接口、硬件、网管、承载、关键技术性能、各种场景组网性能、干扰和典型业务等测试验证内容。

时任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曹淑敏介绍说，经过科学研究和广泛讨论，“TD-LTE推进工作组”将TD-LTE的产业化大致划分为概念验证、技术试验和规模试验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概念验证阶段，2008年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业界完成了对TD-LTE相关功能的验证；第二个阶段是技术试验阶段，2009年7月起分别在工信部MTNet实验室以及北京怀柔、顺义进行了内外场测试，建设了80多个基站，建成室内外一体化的综合试验平台，对10家系统设备、11家芯片终端和多家仪表进行了测试，依次完成了系统设备、芯片终端、互操作、关键技术性能和外场组网等全部测试内容；第三个阶段是规模试验阶段，2011年开始在试点城市进行大范围覆盖，测试面向商用级系统、芯片和终端。

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863”计划等相关政策的扶持下，产业链各方积极配合并参与“TD-LTE推进工作组”的各项工作，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等困难，成功完成了TD-LTE的产业化“三级跳”，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修路队”中有了“走路人”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本来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却被过路人踩踏，走出了一条路。园林部门指责路人不爱护草地，破坏了绿化环境；路人则抱怨在设计道路和草坪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通行需求。其实，如果在动工前双方就能够很好地沟通，让“走路人”充分地参与进来，这样自然就会获得皆大欢喜的结果。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我国自主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升级。

此前，科技成果和市场应用无法对接，导致在大飞机、高铁、通信等高新技术领域，我国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只能在领先国家身后苦苦追赶。与时俱进的中国科技人渐渐懂得，光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还远远不够，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老办法行不通了，必须找到一条适应新时期新形势的创新路径。

这条路径便是“政产学研用”的通力协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与计划经济时代有着明显的区别。“政府在发挥引导和协调作用时，必须考虑市场的需求和各方的利益，要努力实现各方共赢。”时任工信部科技司司长闻库表示，“这就意味着不能以政府为中心，而是要以企业为中心，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帮助各方更好地成长。”

近年来，在大飞机、高铁等自主创新领域，“政产学研用”的创新体系得到了实践的检验。TD-LTE的创新发展则是我国“政产学研用”紧密协作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政府高效的管理、中国市场巨大的潜力、雄厚的人才储备是我国的三大优势。”闻库表示，“在发展TD-LTE时我们就在考虑如何将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政府部门的引导和协调，能够为TD-LTE的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实现经济、教育与科技等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结合我国国情，以工信部为代表的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在把握TD-LTE发展方向、协调各方利益、营造良好创新氛围、促进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中国移动为代表的“用”的加入，激活了整个产业链，使TD-LTE真正形成了“政产学研用”完善的创新体系，有效避免了技术创新的盲目性，加快了产业化进程，降低了技术创新的风险和成本。

这是TD-SCDMA发展提供的宝贵经验。2008年，正是中国移动这个网络运营主体的全面介入才彻底改变了TD-SCDMA的命运，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当年4月即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深圳、厦门和秦皇岛8个城市顺利启动了TD-SCDMA社会化测试和试商用，并且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推出了基于TD-SCDMA网络的多项商用服务，最终实现了TD-SCDMA在3G时代“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历史性突破。

步入4G时代，TD-LTE凭借频谱优势拥有更广阔的市场前景。然而，与LTE FDD相比，TD-LTE在产业链成熟度、全球化部署等方面仍存在差距，这就需要龙头企业发挥带动作用。LTE FDD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正是由于运营商Verizon的大力投入，才推动了LTE FDD的快速发展。在TD-LTE领域，中国移动也发挥着这样关键的作用。

在政府的指导下，中国移动与产学研各方密切配合，探索出一套全新的合作模式。中国移动加强了与相关厂商的沟通与合作，将“用”的需求渗透到厂商研发、生产的方方面面，使基础技术研发、应用开发等工作事半功倍。例如，中国移动与大唐合作推出了8天线双流波束赋形技术；与中兴通讯合作开发了Cloud Radio技术；与华为联合推出了即摄即传创新应用等。一位厂商的高层感叹道：“以前都是我们有什么，运营商就用什么。现在是运营商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这是通信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

系统设备换挡驶入“超车道”

系统设备的创新是通信技术创新的基石，在3G时代，由我国主导的TD-SCDMA成为国际标准，我国初步形成了TD创新产业链。然而，在看到突破的同时，一些残酷的现实也不可回避：我国技术和产品整体竞争力仍较弱，在国际市场处于边缘地位。进入4G时代，作为创新的先锋、攻坚的主力，中国通信系统设备商们面临着新的抉择。

2005年，中兴通讯决定进入TD-LTE领域，对于这家正逐渐发展壮大的中国企业而言有着不小的风险。一方面，其技术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市场拓展正有序开展；另一方面，在TD-SCDMA等创新领域的大力投入消耗了公司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此时，TD-SCDMA尚未进入收获季节，又要开始下功夫播种TD-LTE，值不值得？

值得！中兴通讯管理层迅速达成了一致。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并没有让他们犹豫和迷茫，他们清楚地知道大力支持TD-LTE发展对于国家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对于民族通信行业崛起的重要性，对于中兴通讯自身发展的重要性。

统一思想之后，中兴通讯开始在TD-LTE无线系统、芯片和终端等多个领域大力投入、刻苦钻研，在美国、欧洲以及中国深圳、上海、西安和南京等地建立了8个TD-LTE研发中心，有超过5000名研发精英同步进行无线接入、核心网、终端、芯片和业务平台等完整的产品系列的研发。

这是中国通信系统设备商勇挑重担、迎难而上、大力推动TD-LTE产业化发展的一个缩影。2005年，在国外一些领先国家启动4G研究之初，华为、中兴、大唐等中国设备商就积极行动起来，在TD-SCDMA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瞄准4G“换挡超车”的机遇，共同加快TD-LTE的产业化进程。

然而，挡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座“大山”，TD-LTE的产业化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面临百兆高速率、十倍高容量的挑战，同时需解决TDD干扰严重、大覆盖、高移动性等难题；二是要攻克多模多频、新工艺、低功耗、高集成度等新难关；三是要解决TDD大规模同频组网、场景复杂等难题；四是智能多天线等关键技术测试难度大，全系统测试复杂等。

面对种种困难，系统设备商们没有退缩，而是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攻坚克难的各项工作之中。

南京封闭项目组是大唐一支研发4G技术的特殊团队。2011年夏天，南京骄阳似火，即使树荫林立，也挡不住阵阵热浪来袭。大唐为了早日攻克技术难关，抽调了100多名精英，集中到南京，以准军事化管理的方式组建封闭项目组。那时，电视剧《士兵突击》正在热播，里面有一支叫做“钢七连”的团队，他们铿锵有力的口号——“不抛弃，不放弃”成为众多士兵突击迷们津津乐道的口头禅。

不抛弃、不放弃！不抛弃心中的理想、信念，再苦再难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绝不轻言放弃，与战友团结一致、战斗到底。这不正是中国通信人从零起步、辛勤耕耘，在TD-SCDMA和TD-LTE自主创新道路上不懈努力的真实写照吗？

大唐南京封闭项目组被这种意气风发的军人精神所感染，给自己命名为“钢七连”，以此明志。经过3个月的艰苦攻关，2011年9月7日，测试中的首个电话成功打通。在预集成测试线上等待见证奇迹的项目组成员们一下子欢呼起来。这一刻，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据统计，在南京封闭攻关的三个月中，“钢七连”累计加班25000小时，平均每人加班300小时，加班工时数折合约120人一个月的工作量，相当于每个人为自己挤出了40多个工作日。

随着TD-LTE技术研发攻关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国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商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在TD-LTE的产业化发展中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为了进一步推动TD-LTE的产业化发展，华为就特别成立了类似第三方组织的“TD-LTE产业发展部”，携手产业伙伴，消除产业链短板；与全球的管制机构合作，推动和引导TDD频谱发放与有效使用，做大产业空间；引导全球的优质运营商加入TDD阵营；积极寻求与NGMN、LSTI和3GPP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业界各方携手加快TD-LTE的产业化、国际化进程。

在国内辛勤耕耘的同时，华为还特别注重寻求与国外运营商在TD-LTE领域进行合作。当地时间2013年11月26日下午，罗马尼亚通信部长丹·尼卡（Dan Nika）在“中国－中东欧16国经济论坛通信行业分论坛”上发言后，参观了由华为和罗马尼亚本地运营商2K电信联合搭建的TD-LTE技术应用展区，并且打通了欧洲第一个TD-LTE电话。他兴奋地表示：“该技术的市场应用潜力非常巨大，很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罗马尼亚的普通民众也可以体验到这样高带宽、大流量的优质通信服务。”

在TD-LTE的产业化过程中，中国通信系统设备商们辛勤努力、倾情付出，他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迈过了一个又一个产业障碍，收获了一系列重大的创新成果：攻克TDD宽带、高速移动和大容量等全球技术难题，原创性地提出基于TDD、OFDM和多流智能天线的系统方案，实现了百兆高速率、十倍于3G的大容量；攻克大带宽高速率、多模多频、低功耗、复杂干扰等4G产品难题；克服了TD-LTE网络建设运营面临的频段高、频谱散、电磁干扰繁杂、地理环境和场景复杂等困难，提出了高效干扰控制、基于用户体验的网络规划和体系化覆盖及优化等方案。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在通信系统设备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一些传统强国，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极大地加快了TD-LTE的产业化进程，为其商用化和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终端绝不能“缓一缓”

Verizon是全球LTE市场的先行者也是最积极的运营商之一，早在2008年，Verizon就投入96亿美元购买了700MHz的优质频谱，为日后LTE的发展备足了“粮草”，2012年Verizon甚至宣布停止对3G的投资，专注于发展LTE业务。目前，Verizon已成为全球部署和运营LTE网络最成功的运营商之一。

为了更好地推动TD-LTE的发展，时任工信部科技司司长闻库曾专程到Verizon“取经”。当时，一张图表引起了他的注意——图表显示，2010年以前，Verizon的用户发展非常缓慢，而到了2010年，用户量突然激增。这是为什么呢？Verizon的市场主管道出了个中缘由：“这一年，我们有了LTE手机。”

回国后，闻库第一时间召集几家终端企业的负责人开会。当时不少人提出，TD-LTE发展初期还是以发展上网卡这类数据终端为主，手机可以先“缓一缓”。深知手机对于TD-LTE发展重要性的闻库当时就下了死命令：“一开始就要做手机，再苦再难，手机也要跟上！这直接关系到TD-LTE的成败！”TD-LTE芯片的成熟，为整个产业从技术源头上注入了充足的动力。目标清晰、责任重大的中国终端企业踏上了艰难的TD-LTE终端创新之路。

为了推动TD-LTE终端尽快走向普及，作为TD-LTE网络的运营主体，中国移动不但加大了对TD-LTE终端的补贴力度，而且积极发挥市场引领作用，明确要求其供应商推出的中国移动定制手机必须支持“5模10频”（即支持TD-LTE、LTE FDD、TD-SCDMA、WCDMA、GSM五种通信模式和十个通信频段）。这在当年看来让终端企业叫苦不迭、不近人情的严苛要求，被历史证明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过去，TD-LTE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终端“短板”。今天，多模多频终端的大量出现，加速了TD-LTE和LTE FDD的产业融合，终端已成为驱动TD-LTE全球产业快速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引擎之一。

不仅如此，中国移动还引导终端厂商大力发展TD-LTE千元机，致力于进一步降低TD-LTE的商用门槛。为此，中国移动还推出了多款千元以下的自主品牌TD-LTE终端。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慧镝表示：“中国移动从2013年开始发布自主品牌的终端，目的就是要在推广普及新的通信技术和在业务上起到方向引领的作用。”

如今，同时支持TD-LTE、LTE FDD、TD-SCDMA、WCDMA、CDMA和GSM等多模式、多频段的“全网通”手机成为市场的主流。截至2016年年底，在全球市场有超过2500款手机支持TD-LTE网络，其中千元机占比超过了70%。

国产手机品牌在TD-LTE规模化商用部署的带动下逐渐崛起，其中的佼佼者今年不仅在市场份额方面逐渐赶超苹果、三星等传统巨头，在高端产品市场的表现也十分抢眼。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日前发布的分析报告称，2016年1～11月，在国内手机市场，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达4.42亿部，同比增长16.1%，占同期国内手机出货量的89.0%。目前，国内市场已经形成了以国产手机品牌领军的新的市场格局。Strategy Analytics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2016年第三季度，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华为、OPPO、vivo和小米的市场份额分别列前4位，第5名则为国际巨头苹果。在全球市场，中国手机品牌的表现同样优异，据IDC发布的最新报告，在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排名中，中国有三家终端企业挤进全球5强，而且均保持着快速增长，反观其中的两家外国企业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从拉“板车”到建领先测试平台

TD-LTE产业技术创新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关键领域，那就是测试仪表，这同样也是移动通信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产业链的高端领域。

2G时代，我国在移动通信测试仪表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在TD-SCDMA产业的带动下，我国移动通信测试仪表产业才逐步发展起来。在TD-SCDMA发展之初，测试仪表的开发严重落后，只能用价格昂贵的通用仪表来替代，在实际网络中对终端等进行互操作测试，成本高、效率低。随着TD-SCDMA产业的发展，从测试终端开始起步，我国逐步建立起完整的TD-SCDMA测试仪表产业体系，这为TD-LTE测试仪表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TD-LTE技术测试初期，由于测试仪表价格昂贵，大部分企业都负担不起。在测试设备时，参与测试的企业只好拼装了一个模拟的系统，用“板车”拉着，代替仪表进行设备对测，体形硕大，效率很低，进展缓慢。工信部科技司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由工信部出巨资购买了一套测试仪表，才帮助各企业暂时渡过了难关。

在国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等政策的支持下，在艰难的创新过程中，我国测试仪表企业收获了一系列重大的创新成果：提出了8天线信道模型及测试方法，研制出了端到端的测试方案及平台等。

8天线信道建模难度大、信道估计和校准缺乏测试方法，这一难题在TD-SCDMA阶段始终没有得以解决，国际上更是空白。我国提出8天线互易信道模型及测试方法，开发集成关键测试软件及仪表，在全球率先推出了智能多天线等关键技术测试系统。我国还构建了覆盖整个产业链的测试平台，开展技术试验和规模试验，加速了TD-LTE研发和产业化进程。

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背靠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移动通信市场的我国测试仪表企业，通过自主创新，终于研发出了一系列TD-LTE测试仪表，无论在终端测试仪表还是网络测试仪表方面，TD-LTE均实现了与LTE FDD基本同步，相关产品和方案已经比较完备。国内厂商在终端测试仪表方面已经逐步接近国际领先厂商水平，在网络类的网规网优等领域的仪表已经与国际厂商水平相当。

中国“芯”让TD-LTE挺直腰板

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中，芯片是基础的基础。信息通信产品需要将各种元器件连接在一起，从而实现特定的功能。有了先进的芯片，信息设备能够实现小型化，获得更高的稳定性，通过批量生产还可带来价格的日益下降，从而实现创新产品的普及。但同时，芯片研发的技术门槛高、投资风险极大。因此，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信息通信产品出口大国，但这些设备大部分还是装着外国“芯”。为TD-LTE产品装上中国“芯”，成为中国通信人争相为之奋斗的“中国梦”。

2006年的一天，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建筑所的王悦和研究所的赵培、贾良等一群同事，正抱着笔记本电脑，在厦门一个刚查勘好的TD-SCDMA基站站点进行网络测试。这时，几辆军车呼啸而至，一群荷枪实弹的武警从车上冲了下来，迅速将他们包围。

“长这么大，没见过这阵势。”王悦苦笑着回忆道。武警出动的原因更是让他们哭笑不得。原来，当地居民以为他们是间谍在从事不法活动，于是悄悄地报了警。“这也难怪，一大群人抱着笔记本电脑在这儿来回转悠，确实令人生疑。”赵培说。武警仔细查看了他们的身份证和工作证，多方核实后才让他们离开。

这是中国移动在厦门建设TD-SCDMA试验网时的尴尬经历。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误会，但背后反映的却是我国在TD-SCDMA芯片、终端和测试仪表方面的严重落后。长期以来，它们都是制约我国移动通信发展的瓶颈。

在TD-LTE产业化初期，由于缺乏商用级的终端和测试平台，测试人员只能用大量的笔记本电脑来模拟TD-LTE终端，进行单小区200终端并发业务等测试。

没有芯片，就造不出手机等终端，也就很难设计测试仪表进行仿真测试。于是工作人员只能用“笨办法”，一群人抱着笔记本电脑（代替手机），人工模拟实际应用情况，获得测试数据。

移动芯片是手机等终端的核心硬件平台。简单地说，芯片就是终端的“心脏”，缺了它终端就“活不了”。在功能机时代，移动芯片主要负责通信信号处理。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为了支持丰富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应用处理芯片全面升级，“双核”“四核”“八核”——近年来，应用处理芯片的“核”战不断升级。整合应用处理器和通信基带处理器的集成型单芯片，已成为移动芯片发展的重要方向。

移动芯片的研发产业化极其复杂，涉及通信标准和关键技术、基带和射频研发设计、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各类相关元器件、软件研发和集成，甚至材料科学等众多领域与环节。

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了全球75%的手机，并且拥有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然而目前我国手机特别是高端智能手机芯片还要依赖国外企业提供。我国芯片业与国外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外企业在GSM、CDMA和WCDMA相关芯片领域的研究远早于中国，在这些领域形成了坚实的壁垒。中国芯片产业要实现迅速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一片“新大陆”。TD-SCDMA特别是TD-LTE的商用发展带来了这样的机会。在“政产学研用”各方的协同推动下，我国移动芯片产业从2G时代“无芯”，到3G时代“有芯”，在4G时代正向着“强芯”飞跃。

与TD-SCDMA相比，TD-LTE拥有更广阔的市场。在TD-LTE商用过程中，性能优良、成本低廉的终端芯片对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尤为重要。我国企业在多模TD-LTE基带芯片技术、TD-LTE射频芯片关键技术、多频段LTE射频芯片开发技术等领域进行了技术攻关，并取得了显著的创新成果。

2010年4月15日，一艘游弋的“全球通”渡轮上，上海世博会TD-LTE演示网正式开通。令人惊喜的是，发布会上，创毅视讯和海思公司的两款搭载自研芯片的“上网卡”产品亮相，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看到这两款产品后，我们信心倍增，特别是创毅视讯的那款上网卡，跟3G上网卡的大小差不多，基本达到了商用的水平，这很鼓舞人心，充分证明TD-LTE在芯片方面没有问题。”时任工信部科技司司长闻库对这段往事还记忆犹新。

近年来，中芯国际、海思、创毅视讯、展讯、大唐联芯、中兴微电子、重邮信科、国民技术、锐迪科等中国芯片企业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在TD-LTE芯片领域，我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采用全新工艺，研制出了28nm五模十三频芯片；研制出CMOS超低噪声可变带宽功放，功放模块数量从10个压缩到2个，成本、体积和功耗均大幅下降；在全球芯片市场的份额从1.5%上升到16%；成功闯入第一阵营，在全球前5的芯片厂商中，中国企业占了两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