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底，工信部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的实施意见》，今年1月，又出台《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这是电信行业贯彻落实促进民间投资“新36条”实施细则的具体措施。除了电信，铁路、能源、卫生等行业，广东、云南、浙江、四川、武汉等省市，多地多部门也表态鼓励民间投资参与。“新36条”细则的实施，意味着民企将获得更多发展的机会；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重点行业，新一轮的国退民进即将到来。
然而国退民进，在目前形势下，兼具重要性和复杂性：一方面，深化国企改革已经成为共识；另一方面，国有资源分配的方向和路径，仍然存在争议。国退民进还是国资民享，国退民进的范围和程度，由于所处立场的不同，观点也就可能不同。正因如此，才需要认清利弊，尽可能全面地去理解和把握，以下是结合电信业的情况，关于国退民进的分析：
一、国退民进的有利之处
首先，可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国企有长处，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在体制层面，有产权不清，政企不分；在管理层面，包括腐败、浪费、缺乏创新、形式主义等等，媒体也有不少报道。所有这些问题，造成了社会资源配置的相对低效，占据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未必能产生相应的效益。相对而言，民企会更有效率，因为从人性的角度，经营自己的资产会更用心。民企具有天然的逐利性，惯于精打细算，在企业的发展上更有灵活性和前瞻性。国退民进，可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样的资源会有更充分的利用。
其次，国有垄断行业降价使消费者受益。国企从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全民所有的企业，企业涨价例如电价、油价、电话费上涨，民众本应感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国企的亏损减少或者利润增加，意味着民众权益的增加。但现实情况是，民众觉得国企和自己没关系，对垄断行业的暴利不满，对于价格上涨常常抱怨，以为增加了自身的生活成本。这不是国企出了问题，就是这个社会对国企的认知出现了问题。国退民进，国企开放部分领域与民企分享，更多参与者的加入，会促进竞争，从而导致价格下降，这将使民众在理论上的、将来可能会兑现的每个人的国企权益，变成了现实的、直接的受益。
第三，解决投资的资金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再平衡的过程，欧美外需减少趋于常态化。而经济增速放缓，对内需的增长也不能有过高的期望。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国内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则需要时间。防止硬着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是深化改革，包括深化国企改革，提高效率，开源节流，向改革要红利；另一方面，仍然是依靠投资，地方政府公布的动辄万亿的投资规划，在财政吃紧、债务沉重的情况下，解决资金问题，就成为落实投资的关键。国退民进，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相关领域，不仅可以部分地解决投资缺钱的问题，而且顺应了深化改革的趋势，响应了深化改革的呼声，在这一点上，理想与现实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二、国退民进的不利之处
首先，国退民进会加剧贫富分化。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民不与官争，穷不与富斗”。这句话不一定对，但是借用其中官民穷富的关系，可以阐述民营企业家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与体制内和国企打交道，是民与官的关系，国企的特权，例如行业准入、银行贷款等，很多民企难有同样的待遇，往往是处于弱势，民企的压力、民企的艰难，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与普通人相比，基本上都是富人，过着富裕甚至是奢华的生活，民营企业家通常只是在经营中遇到困难，很少有生活困难的。在官面前，民企是民；在穷面前，民营企业家意味着富——民企同时扮演着双重角色。社会的贫富分化，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体制外的民企和体制内的国企，同样是难辞其咎。
国退民进，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富人可能获得投资的机会，而多数家庭因为资金量太小而无法投资，这就造成了投资机会的不平等。例如，富人可以投资商业银行成为股东，而穷人只能在商业银行存钱。当银行利润高到“不好意思公布”的时候，穷人的储蓄却在不断通胀的过程中贬值。2.大规模地实施国退民进，国有资产流失是大概率事件。从理论上，国有资产是国家权力支配的全民所有的资产，将来注定要发挥作用，养老金的巨大缺口，还是要靠国企资产或者利润来填补。因此国企利润的多少，国有资产的流失，表面上看与民众没什么关系，其实每个人都有利益在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就意味着每个人的损失。3.国退民进，国企工人的利益可能受损，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很多下岗工人处境艰难，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国企改制造就了大批富翁。这是前车之鉴。
其次，国退民进还会带来一些隐患。例如外企在中国的占比会增加，某些行业可能过度外资化。很多跨国企业实力强大，富可敌国。国退民进后，部分民企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成为外企收购国企资产的桥梁。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命脉行业，相关部门可能会因为频繁地否决外企并购，而背上“市场保护”的恶名。
再如，未来资本外流的规模可能会增大。国企的优点，除了可以作为国家经济的稳定器之外，还会起到占位和锁定资源的作用。裸官可以外逃，而国企资本不必外逃。相对而言，民企的资本流动比国企要难把握得多。国退民进会使民营经济或者说私有经济的规模扩大，资本流动的规模也会扩大。所谓“富人无国界”，未来如果国家遇到困难，像伊朗和叙利亚一样，被西方国家经济制裁，或者是经济衰退，或者是向富人增税，外流的资本可能会增加很多。这些事情，可能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小插曲。
综上所述，民企有民企的优势，国企也有国企的作用，国退民进有利有弊。最理想的情况是，国有企业的性质，优秀民企的效率，跨国企业的布局，并且国资民享。如果理想难以实现，就退而求其次，在不同的阶段，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根据国、民各自的特点，扬其长而防其短。
三、国退民进与三网融合
在三网融合的行业中，互联网是以民企为主，电信和广电属于国有垄断行业。在国有垄断行业中，电信和广电属于技术性行业，而水电油气等属于资源性行业。与20年前相比，水电油气等行业的产品基本不变，电信行业则从固话开始，陆续推出宽带、寻呼、小灵通和移动等业务，而仅仅是移动业务，也有1G到3G，在技术上的升级换代。电信既是技术性行业，也属于国有垄断行业，目前既受三网融合的影响，也受国企改革的影响。不断出现的新技术和新业务，这种变化的特性，使电信在国有垄断的板块中，很容易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本轮的国退民进，电信并不像铁路行业求钱若渴，发放虚拟运营牌照，不是为了获得资金，而是为深化改革。广电也属于垄断行业，因为是国家的喉舌，所以改革就比较谨慎。
电信业改革至今，运营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久经磨炼。过去一直认为，未来的竞争会更激烈更残酷，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也不过如此。国有垄断企业在学校、在小区、在菜场、在工厂门口摆摊设点营销；在节假日营销是家常便饭；在电信的基层，在营销晨会上喊出的口号，不知情的还以为进了传销窝。运营商固然存在着体制上的一些问题，但至少在营销层面，电信国企可以无惧于民营企业：一方面，营业合作与外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营化；另一方面，多年的激烈竞争，也已经锻炼出一批营销人才，即使改行卖保险、售楼，相信其中一部分人也能做得很好。
与市场上的竞争相比，技术上的变化对电信运营商威胁更大。新的技术会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就像移动取代固话业务，无论中国电信怎样努力，拿不到移动牌照，就会被中国移动超越，并被远远甩在身后。在未来，则是微信和skype，电力宽带以及更新的业务，可能会对现有的支柱性业务形成巨大冲击。在技术和政策上一旦形成突破，市场形势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会带来整个行业的萎缩，其实应该允许运营商在实力尚可的情况下，开展多元化的经营。既可以经营与信息产业相关的，例如物联网和云计算；也可以经营与信息产业不相关的。国退民进、三网融合就像经济全球化，原有的藩篱被打破，一些企业的优势丧失缺乏竞争力，依靠传统业务无法支撑起庞大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要么采取紧缩政策，裁员降薪，将企业不断缩减以适应不断下降的收入；要么是主动出击，在别人走进来时自己也走出去，及早发挥自身的规模和资本优势。
1月8日，工信部网站公布了《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的征求意见稿，民企进入电信业的窗口正在打开，然而对于像腾讯这样的互联网企业例外。在政策出台之前，无需鼓励和引导，腾讯已经进入了电信领域。微信的定义，就是一款手机通信软件，支持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支持视频聊天。从电信运营商的角度，则可以理解为一种寄生应用：依赖于运营商的网络而存活，牺牲运营商的利益来发展，过度繁殖和生长，会使宿主不舒适和生病。腾讯和运营商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运营商希望腾讯分担网络成本，而腾讯方面则建议国家加大对互联网投资的力度，建议运营商转向数据业务。虽然有分歧，但最终的解决方案，应该是从寄生转变为共生的关系，否则相处就难以融洽。
通过微信，腾讯已经进入了电信业的大门，再去申请入门证就显得多余。即使获得虚拟运营牌照，如果只是进行电信业务的批发零售，与微信和OTT无关，那么混杂在一群虚拟运营商中间，优势也并不明显。腾讯所希望申请的，应该是QQ号能作为手机号码，用微信打电话更方便，能使腾讯成为第四大运营商的那种牌照。只是这个目标太大，目前还难以实现。腾讯选择了不申请牌照，也不向用户收费，以不变应万变。在深化国企改革、促进民间投资的背景下，当前的形势对于腾讯有利，也不会轻易让步——相反运营商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简单的事情，牵扯上垄断国企，情况就会变得复杂。如果是民企之间，谁动了谁的奶酪，可能很快就会付诸行动，3Q大战就是一例。
而从家电渠道商以及其它民企的角度看，因为不具备腾讯的优势，只能通过获得虚拟运营牌照来进入电信行业：中短期内未必有显著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则具有战略价值。首先是成为运营商，获得身份积累经验，然后等待国企改革的深入以及信息技术发展，向信息产业的纵深挺进。没有更进一步的机会，可将虚拟运营作为多元化的方向之一，先做起来活下去；如果未来改革进一步的深化，则已抢占先机。苏宁、国美等家电渠道商本身所拥有的资源优势，进可攻，退可守，从战略角度评估，如果收益风险比足够大，成为虚拟运营商就值得一试。
微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腾讯不做，也会有其它互联网企业推出类似的应用，只是微信的规模和影响更大些。三网融合的趋势，不以运营商的意志为转移。未来的电信行业，不仅有激烈竞争的三大运营商，也有拿到牌照转售电信业务的若干虚拟运营商，还有没有牌照事实上也在经营电信业务的互联网企业。三网融合，遇上国退民进，既有业务上的异质替代，也有市场竞争的更加激烈，传统运营商将不得不努力适应新的局面。
四、国退民进和底线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让电信运营商感到敬畏的腾讯公司，恰好是外资控股企业，而不符合申请虚拟运营牌照的条件。外资不能申请，这是在微妙局面下一个合理的理由。对于像电信这样的敏感行业，外资进入为什么会受限制，因为国退民进也有底线，必须处于有序和可控的状态。就像鼓励购买国货，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重点行业，优先考虑中资企业。
中国对外开放的底线，就是绝对不允许跨国企业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要警惕国际遭遇国内化，一些行业的情况已经敲响了警钟。例如种业，有媒体报道称外国公司已控制中国市场70%的种子来源，中国种业面临的风险在逐步加大。又如钢铁行业，发改委最近指责全球矿业巨头操纵市场，推动半年来铁矿石价格飙升80%。中国购买了全球销售铁矿石的2/3左右，却没有定价权；几乎占世界一半产量的中国钢铁业，销售利润率仅为0.04%。再如大豆产业，2012年美国遭遇大旱，国际大豆、豆粕价格呈现过山车式的上涨和下跌，事后才知道，干旱对大豆单产和产量的影响被夸大了，在价格的起落之间，追涨的中国企业又付出了额外的代价。2004年的大豆危机，与去年的情形惊人的相似。中国的一些行业，对外已经失去定价权，如果国内的命脉行业也向外企开放，被跨国巨头掌控，很可能出现国际遭遇的国内版本。
如果未来中国的每个行业都像大豆产业，后果会很严重，就像一个人的脖子被套上了绳索，绳子的另一头却在别人手里，可能很多年都没事，但别人只要愿意，一收绳索，就会透不过气来。因此，要客观地看待跨国企业：一方面，外企的资金、技术、管理可以助力中国经济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外企也是中国与世界沟通和交流的窗口和渠道；另一方面，是要防止某些行业出现过度外资化的情况。要充分利用外企所带来的正能量，同时预防其负面作用，抑制资本在特定条件下过于贪婪的本性。
分析国外私有化致富的案例，有两种模式值得关注：一种是俄罗斯寡头模式，是俄罗斯的特权阶层低价获得国有资产而成为巨富，是权富；另一种是墨西哥首富模式，是墨西哥民企收购国有资产而成为世界首富，是富富。第一种模式，有俄罗斯的前车之鉴，国内向来警惕，不会允许出现同样的情况。而第二种模式的发展路线，隐约与中国目前的情况相似，就是体制外的民企和富豪，通过自身的积累达到一定规模，然后抓住国企改革的机会，更进一步地发展。
中国未来会不会出现世界首富？像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埃卢，垄断电信行业，名下企业的市值曾占到墨西哥股市市值的近一半，而其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额相当于墨西哥GDP的8%。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2012年GDP突破50万亿。中国的富豪所在多有，而出现墨西哥式的首富，个人资产能够达到GDP的8%（约4万亿），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通过国退民进，一些民营企业家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名次可能会提升，有望跃升为世界级富豪。为了防止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现象，在钱能生钱富人可能变得更富的情况下，提高普通人的收入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是从极低水平的基础上发展，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实现高速增长也越来越难，目前已经到了挖潜的阶段。重点行业的国企改革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现在是经济形势倒逼国企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民企和外企国退民进的要求会成为改革的动力。只是民企和外企进入重点行业，也会出现副作用，会加剧贫富分化，某些重点行业可能过度外资化。因此会确立底线，有所不为然后有所为。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电信行业，发放虚拟运营牌照，以及中资控股企业才能申请牌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