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移动反腐风云再起，传闻天津移动的一位高层因为腐败问题而落马，背后原因仍然是同SP业务相关，并且这已经是中国移动近几年来落马的第14位高层管理人员。

1、合作过程中的三股力量，推动高层腐败问题产生

中国移动之所以已有14位高层，因为SP业务等方面的问题而落马，主要是受三股力量的推动。第一个方面，从合作伙伴（即送礼者）的角度进行分析，他们有动力去拉拢高层管理人员。首先，同中国移动合作的确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这不仅仅包括SP业务，同时也包括其他方面的合作，而且，中国移动在资金支付上，远比一些中小企业“靠谱”，因此，社会上各类型企业都还是比较愿意同中国移动合作；其次，中国移动与合作伙伴的合作，还尚未达到开放式合作的程度，通过合作门槛的设立，通过招标采购，中国移动在每个领域都仅选择少数的合作伙伴合作；第三，在合作伙伴选择过程中，人的主观因素参杂较多，甚至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可以直接决定同哪个合作伙伴合作，或者影响招标人员的决策。简而言之，同中国移动合作能赚钱，但只有少数公司能够同中国移动合作，而是否合作，高层管理人员有很大话语权，因此，搞定高层管理人员就显得十分重要。

第二个方面，从高层管理人员（即收礼者）的角度进行分析，他们中相当的一部分人是难以抗拒诱惑的。不可否认，像海瑞这样，因为内心高尚的思想，而成为廉洁典范的人的确存在，但是更多的人是受制于制度，制度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威慑着每一个人在合乎规范的道路上前行。但是，在中国移动等一些组织中，达摩克利斯之剑落下的概率不高，一些高层管理者甚至有能力控制这把宝剑，例如在一个省公司之中，内部的部门不敢去监督高层管理者，来自集团的部门无法过多接触到省公司的情况，而本地的政府部门，在缺乏足够举报的情况下，一般也不会干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部分人难以抗拒诱惑也是在所难免。

第三个方面，从监督者的角度进行分析。以一个省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为例，他的监督者主要包括省公司内部人员，上级部门人员以及政府。对于省公司内部人员，他们是高层管理人员的下属，个人的发展前途，系于领导，因此他们不愿意扮演好监督者的角色，更何况高层管理人员也会在关键岗位上安排自己的“心腹”，使得内部监督极易成为空话。对于上级部门人员，例如集团，远隔万水千山，一般靠举报和审计，对于举报，在无绝对充足证据时，不会采取行动，而对于审计，只要不是选择合作伙伴特别离谱，一般不会产生问题。对于政府，同样依赖于充足证据的举报，而这种举报是相当的少。事实上，在中国，监督者采取行动的背后，永远是错综复杂的情况，并不完全取决于举报、证据等等。

2、短期内，只可能去尽量减少腐败的发生

“加强教育”、“构建制度”、“民主决策”、“强化监督”等等的理念，确实是解决腐败问题发生的战略层面的理念，也是彻底的方法。但这些理念的落地，同整个中国政治体系变革深入推进密切相关，而不是靠运营商的力量在短期可以实现的。短期内，只能够去想办法斩断一些利益链条，让一些原先腐败的高发区，变得毫无利益交换的空间，让一些腐败的行为得以消亡，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SP业务、二是终端采购、三是设备与服务采购。

在SP业务中，涉及了太多人为的因素，包括选择、处罚、考核、激励等等，每一次涉及合作伙伴利益的人工行为，都可能产生腐败。运营商或许应该借鉴苹果公司APP Store的经验，把每个需要和SP合作的业务都做成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自我运营，或者同一家公司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最好能够适当的参股。每一个合作伙伴，只要有意愿，都可以把内容上传到这个平台上来。平台的工作人员，对上传的内容，进行合法性检查，包括内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要求，是否有侵犯知识产权的嫌疑。至于谁排前列，谁排后列，完全由用户去选择，并通过不断更改和优化算法，来限制合作伙伴“刷榜”的行为。

在定制终端中，产生腐败的环节可能在于采购哪家厂商的产品，采购多少。为了减少腐败的行为发生，可以考虑定制终端社会化。即运营商不再做定制终端的采购，包括营业厅、电子渠道、社会渠道上的终端，均由一家社会化终端公司负责供货。运营商先同社会化终端公司确定年度发展目标，例如发展XXX万用户，社会化公司在对市场把握的基础上，选择具体的主推终端。运营商预先确定一些合约计划，社会化公司提供的终端，价格不同，则由不同合约计划做支撑。当运营商完成了年度发展目标之后，自动同社会化公司续签未来合作协议。

对于网络设备和服务，目前供应商的数量有限，并且同质化竞争明显。为此，只要合作伙伴能够在对技术需求进行充分应答的情况下，利用公式直接进行价格标的排序。直接比较价格高低，选择最低价是一种方法，但会损害合作伙伴利润，妨碍长期合作。因此可以按照基准价偏离值的方式，以招标预算同所有投标者的平均报价之和的平均值作为基准价，选择同基准价最为接近的投标者作为最终的中标方。这样，就能够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