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天的僵持之后，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周一宣布，将接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建议，撤回收购美国科技公司3-Leaf的申请。

该委员会是一个跨部门机构，负责评估外国资本对美国公司或资产的投资是否有损美国国家安全，并向总统提出是否应该以安全理由阻止这些交易的建议。该委员会由16个不同的美国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代表组成，并由财政部长担任主席。

上周CFIUS致函美国总统，建议阻止华为以200万美元收购3-Leaf的部分资产及一些专利，理由是该交易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损害(严格来说，该建议是请总统强制华为将3-Leaf剥离，因为该交易已于2010年5月份完成，当时CFIUS并未收到申请)。很明显，CFIUS对华为与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军方的关系深表担忧。

尽管华为负责政府关系的副总裁威廉·普卢默(William Plummer)宣称该公司“100%由员工持股，与任何政府及中国军方都没有关系”，华为的所有权结构仍是不透明的。美国参议员吉姆·韦伯(Jim Webb)和琼·凯尔(Jon Kyl)在致政府的一封信函中，指责华为“有非法行为的历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塔利班和伊朗革命卫队存在联系”。这封信还称华为侵犯了多项专利权和商标权，而本次收购3-Leaf的规模较小(200万美元)是为了故意使该交易逃避政府审查——华为并未向CFIUS报告本次交易的目的，也佐证了上述说法。

华为本周作出的决定使美国总统不必就此事公开发表意见，很可能也使华为避免了被总统正式拒绝的羞辱。同时，华为和中国商务部的官员则称CFIUS的决定进一步证明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关上了大门。对这一系列事件应当如何理解呢?

首先，正如我此前所主张的那样，美国应当向世界各地的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监管这些投资的规章制度应该透明、统一、简明，而且对各国的投资者应当公平适用。根据我14个月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阐述的理由，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应该热情地追求中国的投资：

如果美国想要让中国积累的2.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部分回流，其政策就应该更欢迎中国在私营部门的投资。截至2008年底，中国在美直接投资仅为12亿美元，在美国吸引到的2.3万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中仅占0.05%，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该数字与其他经济大国的投资者在美直接投资难以同日而语，截至2008年英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540亿美元，日本、荷兰、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及韩国也分别有2,600亿、2,590亿、2,210亿、2,110亿、640亿和160亿美元投资，就连俄罗斯都有17亿美元。

中国过去一些参股或收购美国公司、购买资产及土地以建设工厂的努力引来了美国决策者的怀疑，因此被以含糊不清的安全原因拒绝。但是，来自中国的大量投资与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幅增长一样，有利于平衡两国货币的币值，并压缩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

考虑到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有分散投资的需求和愿望;而美国实体经济亟需投资，并创造更多工作岗位、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美国的政策应当更加透明，让中国投资者更好地理解他们面临的标准和障碍。

2008年以来，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已从12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65亿美元。奥巴马上周曾在美国商会演讲，号召美国公司增加投资并招聘更多员工，要是这番话是对广东商会发表的，那效果恐怕会更好……

其次，我不是安全领域的专家，因此我无法就CFIUS关于华为的担忧或者参议员们的指控作出评论。但我认为，CFIUS按照《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审查交易申请，确保就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交易向总统提出建议，然后由总统决定是否阻止，像这样的程序是完全合理的。就像某些潜在的东西一样，部分收购美国资产的交易确实会带来现实的安全威胁，使政府有必要干预。这样的程序能否完全避免政治因素和内幕操作的干扰?不能。是否给基于政治理由的决策留下了空间?是的。该程序是否有可能被用来阻挠外国投资者的提案，而使政治上可靠的国内公司获利?当然。不过迄今为止还很少有此类性质的指控，那为何要求全责备呢?

最后，在当前这个案例中，华为对一种它本应已经相当熟悉的程序持抵触态度，这是不负责任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笨拙的。2008年华为试图竞购美国3-Com公司，但因CFIUS发现国家安全问题而不得不撤回要约，而如果华为主动公布其所有权结构或商业往来，部分问题是有可能避免的。华为还被排除在美国运营商Sprint Nextel的大型网络升级订单之外，同样是因为类似的国家安全问题。在存在这么多历史包袱的情况下，华为去年5月份竟然认为可以绕过CFIUS悄悄收购3-Leaf，这要么表明该公司决策程序仍非常业余，要么是试图掩盖什么问题。

尽管华为及中国商务部发表了不少酸葡萄言论，但美国仍然是开放的，已经准备好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