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3GPPTSG#113马德里全会上，业界未能就5G向6G迁移的整体架构方案达成最终共识，关于迁移路径的关键表决被推迟至2026年12月美国波士顿全会再做决断。
这次会议并非毫无进展：MRSS（Multi‑RAT Spectrum Sharing，多制式频谱共享）已经基本确立为技术基线。这套机制允许5G与6G在同一段频谱共存共享，让6G在商用初期可以复用5G低频实现广域覆盖，同时具备复用部分现有5GRAN无线接入设备的潜力。
这次“决议推迟”反映出运营商、设备商在迁移路径、存量投资保护等问题上的不同诉求，也给通信产业从业者带来一个重要启示：6G迁移应当充分吸取5G时代的经验教训，在架构选择上保持审慎，避免重走老路。
回望5G：多迁移选项带来的历史代价
回溯5G标准化进程，3GPP当年为了兼顾不同国家运营商的现实条件，一口气定义了Option2、Option3、Option4、Option5、Option7等多条迁移组网路径，既有SA独立组网，也有NSA非独立组网等过渡方案。
这些方案的初衷是为产业提供更多选择，充分利用存量4G网络，降低5G早期建网门槛。但在实际部署过程中，也暴露出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过渡方案路径依赖。NSA（Option3）本意是短期过渡，帮助运营商快速上马5G，但大量运营商陷入路径锁定，长期停留在NSA架构，迟迟难以向SA演进。切片、低时延、网络开放等5G真正原生能力被长期搁置，本该过渡的方案变成主流，拖累了5G完整能力的释放节奏。
第二，频谱共享DSS的实践痛点。4G向5G过渡采用DSS动态频谱共享，实现LTE与5GNR同频共存。但受制于LTE老旧参考信号设计，DSS带来不小的调度开销和干扰管控难题，在部分场景下会拖累用户实际体验，没有完全兑现最初的技术预期。
多重迁移选项，表面看是产业“自由度更高”，实则带来设备、终端、芯片分支碎片化；不同厂商实现路径分化，测试、互联互通复杂度陡增，推高全产业链成本。5G的经验告诉我们：下一代移动通信，迁移路径不是越多越好，过多备选方案，会把标准的复杂性向下传导给芯片、终端、网络设备，最后由运营商和消费者买单。
这也正是本次马德里全会博弈的根源：以NGMN为代表的全球主流运营商明确呼吁，希望6G尽量收敛迁移路径，以6G‑SA独立组网作为主线架构，MRSS作为5G‑6G共存的基线频谱共享机制，不再复制5G时代多条组网Option并行的局面。另一些产业参与方则更多考虑不同国家现网条件和存量网络的平滑演进，希望保留一定的迁移灵活性。不同诉求难以调和，最终关键决议延后至12月波士顿会议。
MRSS是什么：站在DSS的肩膀上，作为6G迁移的基线
MRSS多制式频谱共享，是本次会议明确下来的共同基线，也是吸取DSS教训后的升级方案。
不同于DSS要兼容老旧LTE信号，MRSS面对的是5G‑6G共存。5GNR空口设计本身具备前向兼容能力，没有LTE固定CRS参考信号的历史包袱，理论上调度开销远小于当年DSS，能够在同一段FR1低频频谱上，同时承载5G终端与6G终端业务。
它的核心价值有两点：
解决6G早期低频覆盖难题：全球低频优质频谱资源非常稀缺，短期内很难大规模划拨全新低频给6G。借助MRSS，6G不需要等待完整频谱重耕，就可以复用现有5G低频实现广域连续覆盖，不用一上来就大规模推倒重建5G基站。
具备部分RAN设备复用潜力：在满足硬件能力前提下，现有5G射频、基带单元，有机会通过软件升级支持MRSS，保护运营商过去数年千亿级别的5G存量网络投资。
但我们也要保持清醒，MRSS不是万能解药。
它可以成为基线，不等于可以解决全部迁移问题。即便有NR空口的先天优势，MRSS依旧存在同频干扰、多代终端调度冲突、跨厂商互通等繁重的工程化难题；“多大程度可以复用现有RAN设备”，仍然取决于硬件能力，不能幻想所有存量5G基站简单软件升级就变成完整6G基站。基线确定，只是大方向落定，大量工程细节仍然有待12月会议及后续研究进一步厘清。
为何要审慎对待6G迁移架构？推迟表决未必是坏事
很多人会把“标准会议没有达成一致、推迟表决”解读成6G进度受挫。但从5G的教训来看，在早期充分暴露分歧、围绕利弊展开充分博弈，反而优于匆忙拍板留下历史包袱。
如果现在草率接纳过多迁移备选路径，未来会出现几个风险：
标准层多路径，带来芯片、终端多分支，6G手机、模组成本抬升，终端碎片化；
部分过渡迁移路径被长期“赖着不走”，形成类似5GNSA的路径依赖，6G原生的通感一体、网络内生AI等核心能力无法完整释放；
不同国家、不同运营商选择完全不同迁移路线，全球标准出现事实上的分裂，削弱规模效应。
当然，收敛路径不等于一刀切完全禁止所有备选方案。现实全球运营商条件千差万别，部分特殊场景的补充迁移机制可以保留，但应当做到：以6G-SA独立组网作为主线架构，MRSS配套作为频谱共存基线，其余方案严格限定为局部补充场景，不能成为通用主流路径，这也是运营商联盟NGMN的核心诉求。
放到国内视角，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 SA网络，存量投资巨大。面向6G，我们同样面临现实命题：如何用好已有的5G频谱、基站资产，既要避免全部推倒重来的巨额浪费，又不能为了兼容存量，牺牲6G原生的通感算智融合等核心能力，重蹈过渡方案绑架新一代网络的覆辙。MRSS这条基线，恰好值得我们重点跟踪研究。
独立行业观察：警惕3GPP传统范式惯性，区分6G消费场景与产业场景
从更深层次的产业视角来看，本次3GPP会议暴露出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惯性问题。
当前3GPP所有关于6G演进架构、迁移路径、频谱共存的讨论，核心依旧完全围绕手机个人消费场景展开。从当前可见需求看，单纯围绕智能手机速率、时延和带宽的进一步提升，可能已经不足以构成6G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相比消费侧的渐进式升级，6G技术刚需、颠覆性价值、全新产业空间，更多的来自于垂直行业场景，而所有高阶行业场景，必然基于SA独立组网架构才能实现能力释放。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全球标准化资源大量消耗在“5G向6G如何兼容、如何平滑迁移、如何适配手机存量网络”等传统问题上，针对6G最核心的行业能力——通感一体、通智一体、通感算智深度融合的场景化落地、架构定义、组网规范，系统性讨论严重不足。
3GPP整体研发思路依旧偏传统、偏守旧，仍停留在“新一代移动通信服务个人手机”的固有认知。如果延续这套标准惯性，6G极有可能重蹈5G覆辙：消费侧过度迭代、产业侧能力滞后，标准走在旧时代，产业困在旧框架。
对国内产业的几点启示
结合马德里会议的信号，以及5G的前车之鉴，面向即将到来的12月波士顿3GPP全会，国内产业可以形成几点理性判断：
第一，6G迁移架构，“少即是多”，警惕过度丰富的迁移选项。我们要支持6G‑SA作为主线架构、MRSS作为频谱共享基线，充分评估存量RAN设备可复用的边界，区分“软件可升级”和“硬件必须替换”，不要对全量存量利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二，要客观区分基线与补充方案。MRSS是基线，但不是全部。对于双连接、异构聚合等备选方案，应当严格限定在局部特殊场景，不能升级为通用主流迁移路径，防范路径依赖风险重演。
第三，国内产业需要持续跟进3GPP后续博弈。迁移架构直接关系未来国内6G建网成本、终端芯片复杂度、频谱规划策略。在后续波士顿会议上，国内企业、研究院所应当持续输出基于我国5G‑SA大规模现网实践的观点，推动标准走向简洁收敛。
第四，技术基线确定不等于工程落地。MRSS还有大量性能、干扰、多厂商互通课题需要验证，国内的6G外场试验环境，可以提前布局5G-6G MRSS原型验证，用现网实测数据，支撑3GPP标准讨论，而不是单纯跟随海外输出的仿真结论。
第五，调整国内6G研发与标准侧重点。主动跳出手机场景的传统标准化惯性，重点推动行业SA架构、通感一体、网络内生智能等6G原生能力进入全球标准主线，避免6G再次出现“消费过剩、产业不足”的结构性失衡。
写在最后
3GPP马德里全会把5G-6G迁移的关键决定推迟，是一次很好的行业提醒。6G不只是一堆炫酷新能力的叠加，迁移演进架构，直接决定千亿级存量投资能否保护、产业链复杂度高低、新一代网络能力能不能真正释放。
5G给行业留下的最重要教训：标准不是选项越多越好，兼容存量不等于被存量绑架。
同时更要认清时代差异：手机场景并不是6G迭代的核心动力，SA架构支撑的通感、通智、全域智能基础设施能力，才是6G面向实体经济、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真正使命。
期待今年12月波士顿全会，全球产业能够充分吸取过往经验，收敛6G迁移路径、跳出传统范式束缚，走出一条简洁、高效、面向未来产业的6G演进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