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通信产业报特别推出大型专题，邀请业内专家解读通信企业因创新产生的知识财富，以及未来中国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大国向技术创新型国家转型。

Q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统计，在中国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推动下，国际专利保护申请在去年创历史纪录，其中中国增长三成，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以及意义是什么?

柳卸林：这反映了中国企业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从低附加值的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转变也是迫切要求。

高旭东：这反映了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全面：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必须靠核心能力，靠知识产权。以前，我们的很多企业对于国际化的负面的影响没有太多认识，以为只要是能走出去就能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在竞争中逐渐认识到仅仅加入WTO对企业的帮助并没有那么大。在管理学中有一个理论认为，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中，企业只有拥有核心的技术和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在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否则只能处于不利地位。

Q2 同样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中兴通讯在去年专利申请量一举超过美日德等国家企业，跃居榜首，这是否反映出中国企业在创新和技术研发上的崛起?对中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有何意义并将产生何种影响?

柳卸林：2008年以来，国外很多大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大，纷纷经历裁员动荡，这给了中国企业追赶的机会，像中兴的专利申请量超过美日德等国外企业，这反映了中兴对创新的重视与投入，这点非常值得肯定。

但如果就此判断中国企业在创新和技术研发上的崛起还为时尚早，因为中国企业的创新目前以追赶为主，突破性有限。像中兴、华为等国内领先企业也大多在整个行业内排名第二、第五的较多，而没有达到行业第一，所以中国企业的创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高旭东：中兴通讯在去年专利申请量一举超过美日德等国家企业，跃居榜首，这值得庆贺，在短时间内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这反映了我们国内的一些领先企业不仅重视技术创新，而且能够取得领先地位。像中兴由2007年的排名第52位到2010年跃居第2位，这些都能说明企业的不俗表现，的确反映出中国领先企业在创新和技术研发上的崛起。

这对于中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而言，一方面中国企业专利与核心技术上的成就使得企业越来越主动，越来越强大，也有了与别国企业交换专利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的很多企业越来越走向高端，像中兴近几年在智能手机、LTE等技术突破上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中兴通讯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的成绩也为国内其他企业树立了榜样，同时启发发展中国家有影响力的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做大做强。同时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在产业链高端占据一席之地都有重要意义。

陶鑫良：中兴通讯在这方面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不止在国内，在国际舞台上也能与世界知名企业平起平坐，反映了中国企业逐渐显示后发优势，后来居上，这令人鼓舞。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只是国内少数领先企业能在知识产权领域有所建树，我们整体上水平还有待提高，要将这样少数企业的成绩成为常态现象还有一段路要走。未来中国要从专利大国向专利强国转变，需要政府、企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增强企业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使得一批国内企业能够在世界舞台上与知名企业同台竞技。

邹振东：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利用知识产权利用国际规则保护自己的利益，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过程。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交的专利不断增多，在竞争谈判中也多了更多的筹码。

宋俊德：中兴通讯的这个现象不是孤立的，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也有国家政策的因素。近几年，国家不断出台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而中兴通讯能有今天的成绩，与中兴的创新基因密不可分，因为中兴通讯的基础是以研究所开始的，本身具有创新的基因与文化，在近几年的市场竞争中又不断强化，从而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Q3 从苹果提高富士康生产标准情况来看，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低成本低附加值的模式难以为继，同时我们又确实积累了一定的制造经验和优势。那么，在下一步迈向“智造”模式上，我们如何结合国情，来积累技术研发上的优势?

柳卸林：我认为对中国企业而言，依靠成本优势的模式在一段时间内会继续存在，纵观国内很多企业取得不错成绩也是靠成本优势以及对研发的投入。

未来中国要从制造迈向“智造”，首先要建立开放模式，这是中国企业的弱项，所谓开放模式就是通过与供应链企业、与科研单位建立战略联盟进行合作创新;其次是增加投入，更应侧重于对下一代技术的研究与投入，只有增加对未来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才能实现创新突破;再次，应重视对人才的引进与激励，因为“智造”模式对人才的要求更高。

高旭东：这个问题涉及到在一个产业链上的位置，是主导还是被主导，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低成本低附加值的模式是目前存在的现实，但作为一个大国不能仅仅做代工，应该出现更多主导产业链的企业，这样就能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比如苹果公司一家的利润就能占据整个产业链利润的60%。

要由制造向“智造”模式转型，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不可缺少。首先取决于企业的努力及坚持程度。创新不是唾手可得的但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像中兴通讯刚成立时是一个小企业，谁能想到她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我认为中兴通讯与其他企业不一样的一点在于其刚成立时就有远大的追求：为中国的半导体和通信行业贡献一己之力。而更重要的是中兴通讯的长期坚持，迈克尔·波特说过，一个企业的创新成功不在于起点低，而是能够长期坚持。第二个因素是企业的创新要有一个战略规划和方法。企业真正能够理解客户需求，做到市场驱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企业的取舍，像中兴通讯每年能够拿出利润的10%投入到研发中去，中兴有近万人由硕士博士组成的研发队伍，这些都是需要取舍的。第三个因素是创新文化的建立，整个社会要有接受和喜欢失败的文化和氛围。因为创新文化和制造文化是有本质区别的，制造文化强调结果，做到产品保证质量，而创新文化需要探索，需要试错。创新不是一个个体，需要组织体制，需要放到更大的环境里。

陶鑫良：中国作为制造大国，长期以来依靠低成本低附加值的模式，这是我国的国情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因为依靠成本优势的中国制造是目前大多数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拥有知识产权储备的企业毕竟是少数。

由中国制造向“智造”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有句话所讲，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但另一方面，低成本低附加值的模式不是我们要发展的明天，这点上，南美化就是前车之鉴，我们未来必须要靠创新驱动，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才，要重视人才的培养，为创新人才创造良好的土壤。

宋俊德：这是一个规划与现实的问题。毕竟低成本低附加值是许多企业的经济基础。未来我们需要掌握核心技术，具备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企业，也需要有一些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产业，而这些产业也不能是因循守旧的，也可以做一些创新。

Q4 从传统的制造大国向技术创新型国家转型，难度有多大?这个过程预计将持续多久?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以企业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这意味着什么?

柳卸林：从传统的制造大国向技术创新型国家转型，我认为未来5-10年还难以做到。首先目前全社会缺乏创新的文化氛围，这点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与重视，比如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其次，中国目前的教育模式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缺乏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模式与机制;再次，目前在中国企业家没有被放到国家很重要的位置，目前的社会价值观念里还是官本位文化，大家都愿意去政府部门工作、去银行等大国企工作，一个社会只有将企业家辈出作为人才的衡量标准，整个社会才能形成崇尚创新的文化。

张乃通：我认为从传统的制造大国向技术创新型国家转型还需要一定时间，目前整个文化氛围都比较浮躁，我们是靠后天的优势去追赶，有一些最核心的技术专利我们并没有掌握。

未来中国要从制造迈向“智造”，首先要坚持自行研制，要增加投入，像中兴每年从利润中拿出一定比例投向研发这些都是很好的举措;其次，要有宽容的氛围与试错的机制，现实中对每个研发课题都要求出好的结果，既然是创新就会有失败，如果没有宽容的氛围与试错的机制，那研发者也就没有了创新的勇气。

高旭东：要完成从传统的制造大国向技术创新型国家转型，取决于整个社会创新文化的建立、企业自身的努力以及企业要有战略规划和探索方法。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以企业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要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不是企业自封的，也不是别人给的而是需要企业自身有正确的认识。在创新中，企业必须主导，目前提的比较多的开放式联盟只能是辅助性的，因为大学研究所主要是做一些前沿技术的可能性研究，要将技术真正能够应用还得靠企业自身。目前高校科研院所在开发核心技术方面是落后于企业的。

如果企业自身不主导技术的研发，单纯从科研院所接过技术成果，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在历史上也是有过教训的，当初北大方正做激光照排技术的时候，王选教授不愿意做校办企业，想转让给其他企业，但企业因为没有参与到研发，技术能力太低结果接不过来。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当初中科院做高性能服务器，想转让给企业，最终企业没有技术吸收能力而无法成功。

陶鑫良：要完成从传统的制造大国向技术创新型国家转型，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一是企业的创新活力没有被激发出来，目前还主要是政府推动，企业还没有充分认识并付诸实践。虽然像中兴通讯少数领先企业已经主动去创新，但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将创新变成一种常态。二是在知识产权战略上存在片面追求政绩工程的行为，在知识产权战略上必须实现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转变，应该把握未来核心技术的方向。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的交易和博弈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制胜因素。

宋俊德：未来要完成向技术创新型国家转型，还面临以下的问题：一是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从幼儿园开始，而目前我们的教育模式还是应试教育;二是没有足够的研发基金，如果靠风险投资，他们一般都要求一定的回报周期，这与创新探索的本质不相符，而如果靠国家项目也要求明确的项目成果;三是在产学研方面，应该把更大的主导权交给企业。

Q5 中国有没有能够产生乔布斯的土壤?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表示：“各个国家、企业和社会各层面都在倡导创新，但创新不是口号，需要对应机制和文化氛围的建立，需要调动每一位员工的创造力。”中兴通讯最近投入千万激励员工专利创新、引入海外高端人才引智创新，这是否能成为诞生天才创新家的环境与机制?

柳卸林：我认为中国目前没有产生乔布斯的土壤，主要是缺乏全社会创新的文化氛围，还是官本位盛行，缺乏企业家创新的机制，要由官文化向商文化转变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在大的文化氛围难以改变的情况下，中兴的人才激励很值得肯定，一是引进海外高端人才，二是实行内部激励与创新。

高旭东：我认为对乔布斯没有必要过于神话，看乔布斯的经历可以发现，他有一段时间也是很失败的，但他不怕失败，愿意去做世界上z最好的产品，iPhone的成功也是各方面成熟的结果。这点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创新就要有接受失败的体制和氛围，有了允许试错的机制，我们也能够出像乔布斯这样的创新人才。

中兴通讯候总所讲的“创新不是口号，需要对应机制和文化氛围的建立，需要调动每一位员工的创造力。”这一点我很欣赏，他抓住了创新的核心问题。对于中兴而言，在激励员工创新方面除了物质激励，我相信肯定还有精神激励。我认为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而且精神激励的作用不能忽视，企业要创造适合创新人才生长的土壤，激发他们的兴趣，让每一个员工自身兴趣与工作结合起来，这样的创新才能成功。

陶鑫良：如果将乔布斯理解为创新的凡称，我认为中国肯定会出像乔布斯那样的创新人才，但如果将乔布斯理解为历史上的稀有的代表人物，那中国是否会出现这样的代表，这还有待时间来证明。

中兴通讯候总的见解非常到位，中兴通讯也为创新人才提供了很多的激励举措，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肯定和需要更多企业学习的。但对于中国来讲，要实现向技术创新型国家的转型，关键不在于少数企业家的真知灼见，而是要有真正培养创新人才的土壤和社会气候，“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只有建立与创新人才相匹配的机制和文化才能使得创新成为常态。

邹振东：乔布斯现象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对于中国而言，我认为只是时间问题。目前我国在创新上从大的战略到实战都做了很多工作。很多大企业开始重视创新。我认为目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执行，有了好的战略与理念，需要执行到位才能产生出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在鼓励创新上，政府的税收优惠，以及企业投资是否到位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