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91年《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为标志，2011年，恰逢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的20周年。从国家批复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开始，至今在全国范围内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已达83家。20年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不仅为各地自主创新型企业提供了壮大发展的环境和载体，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建设，更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综合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攻坚阶段，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转型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国家高新区“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快创新体系建设、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完善孵化加速体系等方面的内容。

如何让高新区成为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强劲引擎？

如何让高新区成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载体？

与此同时，2011年，科技部“十二五”工作规划中提到，高新科技园区要继续发挥国家高新区的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加强公共服务平台、技术交易市场、技术转移机构等服务体系建设。

如何“按照产业链和创新链进行系统设计”， 避免“千园一面”？

如何建设系统化、产业链化的高科技园区？

如何“汇聚科技资源”，实现科技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值此国家高新区建立20周年之际，科学时报社将与专家、国家高新区发展历史见证者、各地高新区共同梳理高新园区发展思路，为这些问题寻找现实答案，为国家高新区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发展提供有益参照。

1991年3月，《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正式发布，批准经国家科委(现科技部)审定的26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此为标志，中国经济的发展迎来了科技园区为载体、科技与经济结合发展的新时代。1998年5月10日，在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创建十周年座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指出，科技园区确是一种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方式，它依靠技术创新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努力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为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推进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出了积极贡献。

时间指向2011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发展走过20年。从讨论到决定，从建立到发展，国家高新区走过的不止20年，这背后到底发生了多少故事？20年来，国家高新区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同时又在怎样的瓶颈中徘徊不前？高新区的发展又呈现了怎样的趋势？在“把国家高新区打造成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载体”这样一个新的历史任务之下，国家高新区又该如何迈出坚定的一步？

科技部火炬中心原主任、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理事长张景安说：“中国高新区探索发展的过程，是世界科技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记录了这个时代世界高科技发展的一个过程，直接渐进地影响了我们经济发展的进程。一批先进的、天才的、一流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这里创业。83个园区就是83个成长点，因为它们各有千秋、各思其法，这是非常成功的发展经济的一种模式。”

国家高新区记忆深处的那些事儿

“中国高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中探索经济发展的一朵鲜花，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张景安

原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中国民协第一任理事长陈绳武，他为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在他弥留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组长于维栋去看他，已经说不出话的陈绳武竖起一根大拇指。这个动作，于维栋懂得。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最后落脚点在“建立中关村科学工业园区(或新技术开发区)”，在调查期间，有人支持也有人质疑，比如有人认为应该针对促进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给出政策。然而，最终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催生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由于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建立，3年后全国又建立了2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营科技企业广泛发展，成为气候。陈绳武竖起的手指是对于维栋当年主持撰写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的肯定；高新区多年发展的实践也证明，高新区是发展高科技、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最好的载体。

前段时间，于维栋在撰写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文章时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党的90年一直都在解决制度问题。制度不是空的，是具体的。我们推翻了旧的制度，要建立新的制度。但是新的制度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一直在摸索，现在政治制度有个基本框架，但是远远没有完善。撇开政治制度不谈，经济制度，前30年应该说基本没有找到路子。他说：“实际上，我们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的时候，恰恰感觉到，这里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制度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所以，当时调查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不是就事论事，不是就中关村论中关村，而是从中关村看到中国今后的发展。”

“园区经济是这个时代全世界成功的一个模式，是产业发展、市场竞争、科技进步、凸显人才价值，以及创新时代战略新兴产业和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规律。”张景安说。中国高新区的诞生，在张景安看来是“有点历史”的。

1983~1984年的中国，正在进行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的大讨论。在大讨论中，就有专家、学者提出要在中关村地区建立“科技文化特区”、“科技园区”等。当时新技术革命大讨论第一期简报的撰写者，正是张景安。“这场大讨论进行了大规模的新技术革命和我国挑战的研究，分析了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动向和趋势，主要是微电子革命。那时美国半导体产业已初见端倪。”张景安说，“现在看来，由于中国当时就做了战略部署，我们没有落后。抓住新技术革命，我们大大地发展了中国的新技术，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大大缩短，原来几十年的差距，缩短到10年左右。”

如果说“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技术扩散的理念是点燃中国高新区的火光，那么《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就是将这个理想变成现实的决定因素。1988年5月10日，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同年8月，一项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指导性计划——“火炬计划”获得批准并由科技部负责实施，此后，火炬中心也成为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面光辉旗帜。

中关村管委会原委员赵慕兰说：“从1980年中国一批知识分子自发创业开始，高新区探索的本质是利用市场的力量，实现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这是电子一条街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试验区，然后延续了这样一条路线：就是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市场导向，是中关村和中国高新区最本质的基因，利用市场的力量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的结合。这么多年来，企业规模在扩大，数量在增加，技术探索、成果转化的水平也在提高，但是这个基因未曾改变。”

1991年3月，《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发布，此后，国家高新区的数量变为27个；转年，这个数量就变为52个。张景安说：“整个脉络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需要，不断地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中国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发现新兴产业的一个把手。”

张景安表示，中国的高新区发展经历了以基本建设为标志的初创阶段、以体制创新为标志的创新建设阶段以及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标志的“二次创业”阶段。国家高新区的初创阶段主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土地开发、招商引资，滚动发展的方式，创造局部优化的科技创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依靠优惠的土地、税收政策和现代化的服务措施，吸引国内外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资源，实现了科技工业园的创建和原始资本积累；国家高新区的创新建设阶段以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目标，依靠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工业基础，通过制度创新和管理体制完善，建立了科技产业发展的创新服务体系，包括科技企业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大学科技创业园、风险投资公司、贷款担保公司、技术产权交易所等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机构，逐步形成了促进创新创业的环境和氛围，实现各类创新资源的聚集；2001年，国家高新区进入“二次创业”阶段，发展的核心任务是激发高新区内的企业自主创新活力，就是要改变在过去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过于追求规模和速度的发展导向、过多依靠土地消耗和区域优惠的外延发展模式，实现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以创新引领发展，把国家高新区建设成为有引领示范作用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产业和生活等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城市功能区。这个阶段，高新区发展主要依靠创新增长机制、优化创业环境、完善中介系统、培养创新人才、鼓励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等等。

2007年，万钢就任科技部部长，对于科技园区的发展他非常肯定并且重视。1992年于维栋曾参与了一个16个城市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有一句话：中国在下一个世纪(21世纪)要成为经济大国，没有50~100个成气候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支撑不起来的。虽然已经时隔十几年，但是这句话契合了万钢的思路。2010年，27家省级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国家高新区总数达到83家。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7%以上，2010年达7.6万亿元。

对此，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说：“从世界范围来讲，高新区的模式在中国发展得是很成功的。从这个逻辑上看，各种科技资源集聚、商业模式创新，使创业走向创新的发展路径，是中关村和中国高新区基本上走得比较成功的道路，所以才有了这两年要增加高新区的决定。中国探索这条路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下一步，新经济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表现在更多商业模式的创新、业态创新、更多地借助资本市场、天使投资更发达、大学作用更强等。这个时候要求中关村和中国高新区要更多地站在全球的前沿，链接全球，与全球各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