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目睹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封闭的国家，从经济一度濒临崩溃发展到总量世界第四，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现就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创新”的通信业发展之路谈谈个人体会。
我亲身经历并有深刻体会的有四件事，即上世纪70年代国际电联活动，上世纪80年代初赴美国Stanford（斯坦福大学）的美国宇航局NASA的相关研究工作，“六五”、“七五”攻关工作以及INTELSAT中国董事工作。
中国在ITU越来越重要
1972年5月30日国际电联（ITU）第27届行政理事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电联的合法权利和席位得到恢复，此后我国开始积极参与ITU相应活动及研究工作。我1965年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原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从事当时最前沿的大容量模拟及数字微波与卫星通信相应研究工作，有幸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较早即参加ITU的CCIR（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ITU-R前身）相应活动。
我国虽与日本于相近时间参与CCIR活动，但由于当时整体国力很弱、通信高技术研究投入很少、不少代表外语能力差等，只能提供少量数据性文稿，文稿数量与质量和日本有巨大差距，极显被动，这使时任CCIR最高无线技术权威D1级高级顾问、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之长子茅于樾博士深感焦虑不安，但随着我国投入加大和研究深入，终于在大容量地面无线通信与卫星通信高技术领域（CCIR第九及第四研究组）实现我国高质量文稿零的突破。
现在，我国ITU活动规模与文稿数量有了惊人巨变，重要研究组一年贡献的文稿可达数百篇，在重要建议起草中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还增加了不少电联官员及研究组负责人。在2007年日内瓦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07）上，来自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代表参与国际无线电规则审议和修订，并对无线电频谱资源展开激烈争夺，我国派出了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内的86人的强大代表团，各项议题上取得圆满成功，包括成功促使TD-SCDMA的扩展频段2300～2400MHz成为IMT全球划分频段，成为第一个确定的IMT地面业务全球频段，为我国TD-SCDMA标准国际化扫除频率障碍。
相关研究以及科技攻关
上世纪70年代末对外研究交流全面开放之后，本人有幸于1981-1983年作为研究学者赴斯坦福大学单独执行美国宇航局NASA涉及卫星轨道/频谱有效利用的前沿研究合同NAS3-151及数字卫星研究的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到斯坦福大学后虽接受的任务难度较高，但可操作，我以高效率的9篇相应系列论文完成了NASA的研究合同，获得斯坦福大学Lusignan教授及NASA的高度评价，此成果亦直接应用于“七五”攻关项目中。
加大投入振兴科技，从“六五”、“七五”攻关切入，这是改革开放前提下走强国之路的战略决策。“六五”攻关虽解决了模拟大容量微波通信问题，但至上世纪80年代数字微波仍只有中低容量（480路）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至少有五年以上的差距，而此时国内大容量数字无线传输，无论是长距离跨省干线或中长距离区城、省内干线均需求紧迫，只能花高价引进、严重受制于人。如何在短时间内将中国大容量数字微波由空白状态提升至国际水平成为严峻挑战。
由此，6000兆赫1920路数字微波通信攻关任务作为“七五”攻关项目中的重点项目被确定下来，那时我刚由美国Stanford完成项目后回国即被确定为此项目总负责人，从可行性报告至21个分项目600多人攻关队伍组建，特别是针对外国厂商的设备要用高密度ASIC电路封闭起来，都是极具挑战的工作，其中关键波形无法进行分析的要害“黑盒子”部件是决定系统性能的最大“拦路虎”，经过攻关团队的努力以及部、院、所领导的支持，我们用当时相应领域最先进的诸如多环自适应同步解调之类的设计思想，以方案架构优势弥补器件劣势，从头开始自主研发，成果达到当时同类产品最先进水平，缩短与国际水平五年以上的巨大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