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走出会议室的柳传志从北京街头漫天飘飞的柳絮中感受到了一丝“踌躇满志”，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这一天，中科院向全体职工传达的“全国科学大会”精神让这位34岁的中科院计算所技术员意识到他的“春天”就要来了。柳传志后来回忆说：“科学大会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给了我非常大的力量。”
而此前柳传志的工作状态基本上是在喝茶读报中度过，尽管他是一名合格的工程师。
30年后，已经身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的柳传志坚定地认为，这一年也是中国IT(信息技术)业的春天。自此以后，中国IT业在政策引导、市场培育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下，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高速发展之路。
30年来，中国IT业由20世纪80年代最初几十亿的产业规模，发展到数万亿，IT业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数字也许更能说明一切，电子信息产业2007年实现销售收入5.6万亿元，软件业务收入5800亿元。产业规模继续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位居领先，销售收入占全国工业的比重为12%，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达5.27%。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显著的提升，CPU、第三代移动通信，数字电视等研发成果产业化成效明显，涌现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总体差距逐步缩小。
30年后的中国已无可争议的跨入IT大国行列。
差距！差距！
2008年6月24日，中科院计算所楼前，人头攒动。大家聚集在这里等待着一个令人兴奋消息的发布。当天，目前中国运算速度最快的高性能计算机曙光5000正式发布，其浮点运算处理能力可以达到230万亿次，这个速度让中国高性能计算机再次跻身世界前十。
让我们把时光倒流到1956年。同样是在中科院计算所，一群技术人员拿着苏联人的图纸，开始制造我国第一台计算机“103机”，这台计算机的每秒运算只有30次。在今天看来，这样的速度实在“够慢”，但它却在诞生后的22年后，迎来了自己的“加速度”。
改革开放让每秒30次的运算速度“奔跑”至230万亿次。数字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也折射出中国IT产业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当时我国计算科学一片空白，国际社会实行对中国的禁运政策。“即使是机器卖给中国，很多关键部门的计算机还被关在‘玻璃房子’里受监控，中国人也不得进入。”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回忆说。
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了“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标志着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开始。而那时，人们几乎没有人知道计算技术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磁芯存储器，不知道集成电路，甚至没有人见过一台真正的数字计算机。
在前苏联的帮助下，相继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小型机———103机和第一台大型机———104机。之后，又研制成功107、119、111、717、757等计算机。
“这些高科技成果在国防、石油勘探、天气预报、水利工程等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李国杰充分肯定了这些“功勋”计算机的历史贡献。
然而，当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睁大眼睛寻找阶级敌人的时候，我们与国外的技术差距开始逐渐拉大。1974年，美国人组装出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牛郎星8800”，这意味着PC机的时代即将来临，而我们却还在以国家的意志，将精力集中在大型机的研制上。
“当时研制的磁盘容量只有29兆，就这还是罗马尼亚做出来后，我们仿制的。”对于技术的差距，柳传志感触颇深，“除了硬件之外，在计算机的应用上差距更明显。”
“我们上学时编写程序用穿孔机，要写很长时间。”东软软件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回忆他在读东北大学计算机专业时说，“软件的应用案例非常少。”
变革！变革！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都沉浸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中。
可是这种情绪并没有影响柳传志等一些科技工作者。柳传志发现眼前的这条科研道路叫人觉得压抑。“我们的科研成果很多，但可惜很少能够变成老百姓用的东西。”
柳传志不在乎生活上的贫苦，但是他不能允许自己虚度光阴：“要紧的是确实要做一点事情。”他感觉心里憋得慌。
感到憋屈的并不仅仅柳传志一个人。
“在美国，科研机构很注意自己的研究或成果与工业界的合作；而这个时候，国内的科研还不大关心成果的实用价值、市场价值。”这是刘积仁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学习期间的最大收获。这也成为他回国后，一心想办一个新型研究所，使科研与产业更加密切的最初动力。
1984年10月20日，中南海批准了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央明确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
这年秋天，新时代的气息弥漫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冲进了拥有68所大学和270家科研机构的中关村，也冲进了沉寂的科研人员的心中。
这段时期，辞职成了潮流，“下海”成了最流行的词。而不甘于现状的科技人员也纷纷“下海”，他们给这段历史留下了“拓荒者”的烙印，许多日后名噪一时的IT公司都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这股创业浪潮中。
柳传志，带领10人，怀揣着20万元以及将研发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决心，在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里，成立了联想公司，只不过当时的名字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史玉柱，在安徽省统计局的办公室里编写了第一个统计系统软件，发誓要做“中国的IBM”；刘积仁，以3个人、3万元钱、3台微机建立了东软的前身———东北工学院计算机系计算机软件与网络研究室；王文京，借款5万元在中关村一间9平方米的房间创建了用友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