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网上看到如下反对三家运营商都上TD-LTE的论点：“从竞争的角度讲，多种技术的并存有利于移动产业链的发展，有利于向用户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有利于移动通信全球漫游的特征需求，更有利于不同技术之间的竞争发展，”这种言论泛泛地说说，到也沒有什么，但作为反对三家运营商都上TD-LTE的理论依据则谬矣！因这是涉及到标准的选择。这类论调在3G时代就曾出现过，使我想起来一桩往事：2008年底工业与信息化部宣布，将同时发欧洲的WCDMA、美国的cdma2000及我国的TD-SCDMA三种3G牌照，也就是说要同时建造三种标准的网络，我们三个老人认为这样做危害严重，心急如焚，于12月17日与原大唐集团总裁周寰、原大唐移动公司首席科学家李世鹤五人联名向温家宝总理建言：鉴于事关数千亿元的巨大投资，其投资量几近三峡的十倍，且和我国移动通信今后的发展方向关系宻切，建议由国务院或发改委出面，像三峡工程、大飞机那样组织大规模的论证会，然后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决策。
没想到只过了4天即21日就得到通知，温家宝总理采纳建议委托张德江副总理定于22日下午在国务院召开“支持TD发展和研究3G牌照发放专家座谈会”，邀请了10位专家参加，我们占了3个名额，即有周寰、李进良、丁守谦3人应邀出席，各专家积极发言，各抒己见。
会上有4位专家以促进竞争为由，主张同时发三种3G牌照，其理由与上述的说法十分相似，他们说“同时发放不同制式的3个牌照不仅有利于以市场力量来推动TD的成熟与发展，而且有利于引入差异化服务，有利于市场总体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协同发展效应，有利于行业的良性协调发展，反过来也必然会促进TD 的发展。”
另有5位专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据理力争，反对发三种3G牌照，认为TD虽然技术上有比其他两个国际标准先进之处，但因起步晚，前期投入太少，中国移动的网络规模过小等原因，所以目前网络和终端还存在一些差距；同时由于外国公司的影响，相当多的国人对洋品牌又比较看重，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已着手用外国标准在全国短期内大规模各建280多个城市的网点；如果此时发三种3G牌照，这两个国际标准将很快占领我国绝大部分市场，TD只能在极少数地区苟延残喘，那时，TD 就难以生存了。按照4位专家的观点 ，欧洲同时搞3种标准不是也有利于以市场力量来推动其WCDMA的发展吗?26个欧洲国家为什么都不让其他两个国际标准去竞争，按常识不难想到多搞两种标准必然要分流其WCDMA的市场，必然是添乱，人家都不干的傻事，反而我国这么做？他们4位所谓的只有形成真正的竞争，才能真正促进TD的发展，却隐蔽了TD不成熟还比较弱小，而WCDMA与cdma2000已经在国际市场运营8年，非常成熟与强大的实情，就像哄骗一个幼稚的少年与2个壮实的武士去同台角斗，不死即伤；怎能有真正平等竞争的机会？实际的后果是会让外国标准挤垮TD，让外国品牌再度占领我国市场；以竞争为名，行扼杀之实！难通采用一种标准就沒有竞争吗？我国彩电就只采用了一种PAL制式，难道业界还竞争得不够激烈吗？结果是彩电业成长起来了，性价比提高了，惠及了老百姓。3G标准也完全一样，例如英国6个移动运营商，都采用相同的WCDMA制式进行竞争。我国3个运营商都搞TD，一样可以开展竞争，这样才真正有利于市场总体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协同发展效应，才可以使TD发展得又好又快；他们认为发三种牌照可以救市，实际上不仅不能帮中国救市，反而主要是帮助外国救市；将导致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TD流产；如发3个国际标准的牌照，一个城市就要建3倍各不相同的基站，将造成极大的重复浪费，违背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更为严重的是 “发3种3G牌照将会扼杀可与领先世界的杂交水稻、神州5号媲美，来之不易的自主创新成果TD；在经济上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在政治上十分有害；还将危害国家安全。如果TD真的失败，其惨痛也只有历史上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覆灭才能与之相比。”我门已经丧失了1G，错过了2G，市场大部被外国品牌占领，3G再也不能丧失机会了！应当让TD重整河山，一统华夏。在我们义正词严驳斥时，张德江副总理频频点头。
会上还宣读了国际电信联盟赵厚麟副秘书长（我国派驻国际联盟的代表）的信件及移动通信的泰斗爱国美籍华人李建业博士的文章，他们的中心意思都是：我国的3G必须统一为TD，三大运营商都建网运营，不能采用其他两个国际标准。和我们的意见不谋而合。最后张副总理肯定了专家直言不讳的爱国精神，表示将认真总结专家的意见上报。
遗憾由于种种原因最终给三个运营商发放了三种国际标准3G牌照，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好心的人们都为中国移动拿到TD-SCDMA捏一把汗，要与强大的WCDMA、cdma2000同台角斗，与狼共舞，会不会败下阵来，被狼吃掉，不能不为其前景担忧！所幸政府理解专家对TD发展强烈担忧的心情，选择了力量最强的中国移动来承担发展最为弱小的TD这一艰巨任务，并给予了15项优惠政策，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移动与TD产业界的共同努力下，TD-SCDMA终于顽强地存活下来了。虽未惨败，也没完胜。但经过四年的艰辛，TD逐步成熟，从去年下半年开始，TD-SCDMA开始发力了，终端开始放量，开始显露自主创新的优异活力。出现了TD终端井喷增长、TD-LTE扩大规模试验等令人欣慰的进展。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上一届政府采纳多数专家三个运营商都统一发放TD-SCDMA一种牌照的建议，由于市场总体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协同发展效应，我国3G用户可能早就超过了3亿，TD产业链早就发展壮大了，终端款式就会琳琅满目，价廉物美，早就放量井喷了。同时在国际上也将占有一定的地位。
同一种技术标准就不能竞争吗？
关于欧洲20多个国家都运营WCDMA一种标准，英国6个运营商都发WCDMA一种牌照一样正常竞争、健康发展的辉煌业绩，在我前一篇文章《与阚凯力教授商榷4G牌照怎样发放问题》的欧盟统一标准的巨大效益中已有详尽论述。
现在还是看看我们国家的实际事例吧：1994年7月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成立，由于缺乏有线固话网络基础设施，只好从移动通信寻找突破口，当时1G逐步衰落，2G开始上升，于是从全球4种数字蜂窝移动电话系统中选择了标准公开且比较成熟的欧洲GSM，终于打破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信一统华夏45年的垄断格局。由于美国CDMA技术先进，但不如欧洲GSM成熟，中国电信一直在两种标准中犹豫，终于比联通晚一年也选择了GSM，于是中国第二代移动通信网络就在统一标准下展开竞争。第一代TACS模拟蜂窝移动电话由中国电信独家经营5年只有区区18万用户，而第二代GSM数字蜂窝移动电话由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两家同样经营5年却急剧增长近6000万用户，增长速度快了333倍。由于标准统一，虽然是两张网仍可以互连互通，全国漫游。对于老百姓来说，买一部GSM手机，只要换一张SIM卡，就可以从联通跳槽到移动，也可以从移动跳槽到联通，真正具有根据服务好坏、资费贵贱选择运营商的权利。两家运营商在同一GSM标准上起步，各自在自己的网络建设、业务开展、服务质量、资费套餐等方面下功夫吸引用户，在两家竞争格局下你追我赶，经过19个年头，中国的移动通信高速发展，GSM用户数合计约7.8亿，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网络，同时，也促进了中国GSM系统与手机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取得的伟大成绩无疑是让世人瞩目的，实践验证了统一标准、便于竞争、促进发展的道理。
不同技术标准在一国内实施只会添乱
截止2012年底，中国移动2G用户约6.2亿，联通1.6亿，中国移动2G用户数为联通的3.9倍；中国移动2G基站数108.9万，联通73.9万，中国移动2G基站数为联通的1.5倍；收入和利润的差距就更加悬殊。那么为什么比中国联通晚一年启动建设2G网络的中国移动会远远超过中国联通呢？这就要从两个运营商各自经营2G业务的战略来找原因，中国移动从中国电信分出来后称为移动通信专家，一门心思集中精力发展GSM网络与业务；而遗憾的是中国联通三心二意，既搞了GSM网络与业务；又另搞CDMA网络与业务，这只会添乱。
1999年中国联通认为GSM频谱资源只够发展8000万用户，CDMA开辟了另一段频谱，可以支持我国用户高速增长，CDMA技术先进，又是绿色手机；因此，打算再上CDMA网络，开展差异化服务，希望以此来战胜中国移动。对此，我曾提出书面反对意见，认为GSM频谱资源足够我国发展更多用户；不能光看到CDMA的优点，还要看到CDMA网络设施与手机都比GSM贵，建网投资与运维费用较高；此外，还有国家安全问题，CDMA技术依赖GPS提供同步，GPS精度由美军控制，失去同步一天将会全网瘫痪；国际上很少有一个运营商同时采用GSM与CDMA两种标准，这会造成运营的诸多问题。信息产业部曾为此组织过我与联通面对面的辩论。因此，CDMA在我国的建网一波三折，遗憾的是2001年上届政府迫于美国的压力，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因素后，最终作出拍板上CDMA的错误决策。让中国联通除己运营的GSM网之外，还另建一张CDMA网，要同时经营两张不同的2G网络。在当时CDMA技术上是优于GSM的，确有利于向用户提供差异化的服务，但是网络标准的不同，既妨碍了中国联通自己GSM网与CDMA网手机直接互联互通，也妨碍了中国联通的CDMA网手机与中国移动的GSM网手机直接互联互通；既造成了跨网漫游的困难，又造成了老百姓买一部CDMA手机，就不可以从联通跳槽到移动而被捆绑的问题。甚至有些地区的运营商为了阻碍当地竞争对手正常业务，竟利用这种网络标准的不同，人为设置障碍，大肆进行不正当竞争。两张不同的网络必然造成很多业务例如短信不容易在全国互通，给用户通信造成了麻烦，用户也就不乐意选用CDMA网，而宁愿选用技术上比CDMA稍差的GSM。这样便使得CDMA系统设备与终端所占整个移动通信的市场份额较少，不足以拉动产业链的健康发展，其价格居高难下，事实上并没有出现多制式下多种技术的并存有利于移动产业链的发展，更有利于不同技术之间的竞争发展的局面，却使得中国联通依靠CDMA战胜中国移动的梦想终成泡影，相反出现了左右手互搏，中国联通顾此失彼，用户增长缓慢，导致长期亏损等严重问题。
先看中国联通2005年，其CDMA用户为3217.3万，而网络容量是7000万户，利用率不到50%。在前半年，GSM网收入为256.4亿元，营业利润为44.8亿元；而CDMA网收入为151.5亿元，却依然亏损4.6亿元。由于联通C网用户增长缓慢，月增长率不到G网的1/3，到2007年底也不过4109.7万，经过两年仅增加892.4万，用户量严重不足；导致C网的技术优势不能完全体现，网络成本平摊到每个用户时远高于G网，从而使亏损压力不能通过网络的良性发展来解决。2007年底其G网用户接近1.2亿，约为C网的3倍，按麦特卡尔夫定律：网络效益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其C网效益应该比G网差9倍，这样也就拉低了中国联通的总效益。
2007年12月中国移动新增用户655.6万，比中国联通（GSM用户增103.5万，CDMA增32.7万）增长速度高4.8倍；中国移动总数有3.87亿用户，为中国联通的2倍多；详见表1。
表1 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2007年用户数与增长量
同样按麦特卡尔夫定律计算，网络效益中国移动应该为中国联通的5.8倍。实际净利润甚至高15倍以上，原因就在其GSM网赢利，而CDMA网亏损，拖累了中国联通。不妨设想当时如果采纳建议不经营CDMA，专营GSM，就不会造成左手打右手的尴尬， G网的用户数与增长率会比较高，也就可以缩短中国联通与中国移动的差距。实践同样验证了不同标准、虽可竞争、不一定促进发展的道理。
结论
总结过去在我国移动通信领域统一标准与不同标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国在4G标准的选择上
首先，各个移动运营商不应采用多种技术体制标准，片面追求差异化，而丢失互联互通，因小失大，导致每种体制标准的用户分散，效益低下。
其次，要在统一标准的前提下开展正常的竞争，像中国移动那样一心一意推进TD-LTE，在协同论的作用下高速发展用户，共同做大蛋糕，就会按麦特卡尔夫定律的平方关系增加效益，借以保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确保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逝者已矣，来者可追，2009年所作出的发放三种3G牌照全球独一无二的决策，使中国丢失了一次崛起的良机，引为憾事。如果像杜牧所警戒的“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在今天4G牌照的决策上，仍旧被“只有多种标准的真正竞争，才有利于TD-LTE发展”的观点所迷惑，做出令人遗憾的决策 ，那么又将丢失一次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就会“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