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14讯 3月28日消息（林想）在日前召开的“2017大数据产业峰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明年我国将形成统一互联网数据平台，数据共享成为关键，但目前我国数据共享开放现在面临三大挑战：不愿意共享开放；法律法规制度不够健全；缺乏公共平台，共享渠道不畅。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明年我国将形成统一互联网数据平台
数据显示，大数据的利用给美国的保健、欧洲公共管理服务的提供者分别带来3000美元、2500亿欧元和6000亿美元的年度价值，给经销商带来60%的利润增加，给制造业带来50%的成本降低。如果政府在保证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的情况下开放数据，可以带来年度的全球经济价值32000亿美元到54000亿美元，所以大数据本身带来的产业价值是很大。
在我国，国务院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里提到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的互联共享，消费信息孤岛，避免重复建设和数据打架，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但大数据共享究竟在指什么？邬贺铨指出，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跨行政区域政府间的信息共享、政府与企业间的数据的合作和共享、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数据共享，这是多方面的。
“从政府层面来看，需要设立大数据协同管理机构促进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必须有很多政府间合作才有很大的数据量，但是必须要健全地制造框架和制度体系，明确共享什么，明确参与共享的责任和义务，要有互利，否则共享是很难持久的。”邬贺铨表示，“现在一些城市设立大数据局来做这个工作，比如广州大数据管理局，主要做协调政府内部的信息平台的共享，怎么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共享各项民生数据。”
此外，邬贺铨认为，政府需要建立进一步的基础数据库，一方面是要集中存储被共享的数据，同时进行清晰、校验和整合，提供可以共享的目录，以便用户可以接入和收取这些数据。当然还要规定访问的权限和灾备等等。
按要求，明年中央就要构建形成统一的互联网数据平台，数据共享成关键。
据邬贺铨介绍，目前国内已经有跨区域的大数据共享合作的例子。例如，连云港的一个平台整合了山东和江苏相邻的几个地方的监控图像数据，通过统计分析、轨迹展示、布防布控，实现一键查询、统一风控报警、快速判定行窃轨迹等等，目前通过这个平台抓获了国内违反犯罪人员500多名，破案400余起。
发展行动纲要还提出要加快建立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要有企业的信息公示系统。邬贺铨透露，“目前已经建成了网络执行查获系统，现在已经有13个国家部门、3000多家银行能够查询11类14项，使得全国法院可以了解所有被执行人的情况，实现自动化的精准查询。”
在谈到政府跟企业间的数据共享不对称问题时，邬贺铨指出，从国家安全出发，政府是有权调用企业数据，但企业是否有义务向政府提供数据还是存在疑问的。
国家大数据行动纲要提到，2018年要开展政府和社会合作开发大数据的试点，不是简单说政府调用企业的数据，而是政府怎么跟企业合作开发。在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纲要，开展一批社会治理互联网的应用试点，打通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之间的信息壁垒，利用大数据分析手段提升政府的数据治理能力。
邬贺铨认为，“如果政府能把BAT数据融合在一起，对于政府能够掌控社会智慧城市、中国的治理都会有很大的作用。”
我国数据共享开放面临三大挑战
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超过40多个，其中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占总数的70%，西部中部还是比较少的。“虽然我国开放了教育、医疗、文体、环境的数据但存在一些问题。”邬贺铨指出，“开放的总量偏低、结构化程度低、数据质量不高、民众参与反馈不准。”
联合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有三项：信息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在线服务的情况。数据显示，2016年开放电子政务发展最好是英国，中国排第63位，还是比较靠后的。而2014年中国排在46位，2015年中国排在第55位。
邬贺铨指出，“政府开放数据需要技术框架来支持，包括开放数据管理、开放数据技术、开放数据的门户。我国数据共享开放现在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不愿意共享开放，政府部门各自为政，把数据开成自己的权利，很多政府部门以信息不对称作为手段，缺乏激励机制，和技术部门共享数据还得向公众开放数据，得不到商业回报，因此在多数情况下职能部门对于数据开放消极的被动。
二是现在很多法律法规制度不够具体，不清楚哪些数据可以跨部门共享和向公众开放，数据信息的共享开放有一定的风险。目前制度是不明确的，导致了政府开放存在风险，责任很难界定。
三是缺乏公共平台，共享渠道不畅。过去信息传递多数是部门之间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安全性保密性可持续性很难保证，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不同职能部门对数据的采集记录标准千差万别，统计口径和时间不一致，没法用。数据开放需要脱敏，缺乏必要的技术和人才支撑，很难按照技术标准来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