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位心怀家国的创业者为什么会让外资股东左右自己的事业？一家创业企业的前途命运该不该与国家的产业战略缠绕在一起？一场屡败屡战的商业角斗还有无必要咬牙坚 持？  

零星的雨点飘落在夜晚的黄浦江上，对岸林立的大厦放射出五彩的霓虹，披挂着世博会标志的渡轮扬笛驶过，而这一畔的红摩咖啡馆却显得低调而沉静。

面容精瘦的武平操着一口浓重的西北普通话，他摆手婉拒了《创业家》的拍照请求：“这次不拍了，真的不拍了。咱们就是随便聊聊。”背墙而坐，一杯矿泉水，46岁的他保持着黄浦江一样的平静，也许心中仍有波澜意气，但却不再慷慨激昂。

就在10天前的5月28日，《创业家》记者收到了他的短信：“我下月开始即不再担任展讯董事长，也离开我亲自创立并为之付出无尽心力的地方。感谢……我也即将开始新的创业历程，希望继续得到你的支持……武平。”

在3G大幕正式拉开的时刻，为什么要作别自己一手搭建的舞台？个中甘苦，武平自知。也许因为它“已经不是我能控制的展讯了，不是我能把我所有的想法全部放进去的展讯”。

这又是为什么？第一代海归创业者的标志性人物，肩扛起整个国家的手机芯片梦想，缔造了中国3G第一股，却并未收获巨大的财富回报，也没能取得耀眼的商业成功，最后成为一个孤独的出走者。

“相比尚德的施正荣，我算不上一个好榜样。”武平自嘲。

整整十年前的2001年，他率领一个由37名海归组成的豪华团队回国创办了展讯通信（Nasdaq:SPRD），独立研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基带芯片。这十年中，武平团队有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率先研发出TD-SCDMA(下文简称TD，是中国的3G通信标准)手机芯片，中国增长最快的公司之一，以及纳斯达克上市敲钟的光鲜时刻。但更多时候，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TD芯片超前四年研发成功，耗资数亿却无用武之地；并购美国的射频芯片公司QUORUM，却看不到短期收益；在国产手机市场上被台湾联发科抢走90%以上的份额；股价低迷，从IPO首日的高点15.95美元一度跌到0.7美元的谷底。“武平是一个好的创业者，但不是一个好的经营者。”一位展讯的投资人对《创业家》做出这样的评价。

2008年以后，随着股票锁定期的结束，昔日的创业战友陈大同、范仁勇等一个个离开展讯，武平成为最后的坚守者。2009年2月，他辞去CEO的职务，仅保留董事长头衔。这也标志着他在展讯的淡出。

“在中国，技术创业不容易。我们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却只能拿境外投资变成一家外资公司；国家给了我们很多荣誉和奖励，但我们最需要的是其他支持；我们在自己的主场，也不一定有主场之利。”武平感慨地说。

当他挂冠而去之时，展讯刚发布了自上市以来最好的季报，其股价回到9美元以上。国内GSM手机芯片市场份额超过20%。TD芯片随着中国3G应用的启动开始贡献业绩，高品质、低成本的射频芯片更打入了三星的供货体系，展讯也拿到3亿人民币的政府担保银行贷款。武平多年来的苦心布局正逐步变为现实。这就是所谓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吧。

“我并不认为我们的执行和运作上犯过大的失误。回过头看，有些事情是没得选择的。毕竟我们在做开创性的事，过程中会有摸索。是命运把我们推到了今天这一步。我加入过几次创业公司，但作为CEO是首次，尤其是上市公司CEO，总感觉愧对一起的员工，好多东西没有实现。”武平缓缓说道。

在这个九死一生的轮回中，他不算输家，但谁又是赢家？

展讯的家在哪里？

“一个公司上市之后，资本的力量就变得非常强大，一个连5%股权都不到的创始人不可能左右这个公司的方向。我对公司有一个长远的考虑，我要思考公司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主人是谁，它的家在哪里，我希望它还能变成一家中国的公司。但资本是不考虑这些的。展讯现在的家就是资本市场了。”

2008年10月，正是金融危机最肆虐的时候。

深圳的山寨机厂商已经停产2个月，中移动TD的全面商用仍然在原始阶段。当年年初，在武平的力主下，展讯以总值7000万美元的代价收购了美国的射频 （RF）芯片公司QUORUM，不但花掉了一半多上市募集资金，而且还在继续吃钱。资本市场就一直用持续的下跌来回应这笔看来很不划算的并购。随着展讯2008年第三季度报出3130万美元的巨亏，公司股价也干脆跌到了1美元以下的谷底。

这使得“潜伏”在展讯内的众多风投机构无法顺利地套现退出，武平也因此失去了公司董事会的信任与支持，他在这时任命当年在美国博通公司的同事李力游出任公司总裁。

“作为一个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当我需要对未来做更多布局的时候，同时也在内部花大力整顿过去快速发展的遗留的问题时，绝大部分的投资人都不是太理解，在这种环境下我再往下做事是越做越难的。 由于我与许多投资人都是好朋友， 原以为与朋友不沟通都可相互理解，但其实结果并非如此。”武平坦 言。

尽管他仍为公司的董事长兼CEO，但展讯的大部分股份掌握在以NEA为首的众多风投手中。甚至连他的创业伙伴陈大同，也已经转身成为董事会里北极光创投的资方代表。

展讯上市花了足足六年，对于这些快失去耐心的风险投资机构而言，大概主要考虑的是退出价值。武平也承认这是无可厚非的。

事实上，按照当时的流通市值，竞争对手仅需要不到1亿美元就可以在公开市场买下展讯。业内盛传，像高通这样市值超过500亿美元的公司已经有所动作，只是因为看不清楚TD在中国的应用前景，才没有着急出手。其他境外公司与金融机构开始接触展 讯。

这恰恰是武平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我在不在展讯没有关系，但展讯一定要留在中国，这是我回国创业最大的初衷，也是展讯未来长久发展的根。如果我要做一个国外的公司，那我回中国来干 嘛。”

但还有一个转危为机的可能，那就是将展讯私有化下市，然后再回到国内上市。“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政府帮助我们创业团队从海外资本市场上把公司的主导权拿回来。”

武平动用了他能找到的各种渠道，通过工信部和上海市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中国的主权基金能够通过美国的资本市场入股展讯，至少把展讯的控股权拿回到中国人手上。

但他注定只能失望而归。尽管工信部领导、上海市与张江园区领导给了许多支持，联系了许多境内资金，但在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下，展讯太不起眼了。或者说，在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下，我们的体系远没有做好准备。

“这是我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么多人回国就是要给中国做一个有核心技术的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而金融危机给了我们百年不遇的机会，我们可以花大价钱去救别的国家的公司，但也应花一点点钱去买中国人的高科技创业企业。”有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投累计持有美国股票价值96.3亿美元，其中包括摩根士丹利、黑石、苹果、新闻集团 等。

2009年初，上海市政府用另一种方式支持了武平。展讯拿到了为期三年的3亿元的国内银行贷款，并且可以用政府提供的补助金来偿还这笔贷款的多数利息。之前紧绷的财务状况为之一解。而这时花了近三年持续在韩国三星的努力也有了结果，射频芯片在三星开始量产。工程人员集多年积累的高质低成本的GSM芯片也将推向市场。

2010年3月，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之一银湖基金以约4000万美元的价格，买入展讯13%的股份，成为其单一最大股东。斯时，展讯的股价已经上涨逾6 倍。

武平终于意识到，他在展讯的历史使命已经完 成。

为什么我会失去对公司的控 制？

“在中国，高科技创业公司内部的管理加技术团队的股份合起来最好占主导地位。这样的话好运作，员工也有主人翁精神。像展讯这样，就算我们上市了，很多创始团队的人还是会退出做其他的事。总之，任何一个公司的管理团队，当然如果它是创始团队就更好了，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把公司很好地控制起来。”

在武平看来，展讯最终形成今天这样的股东结构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我们早期这几个创始人聊天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自己要是早点有钱的话，就不要让海外的资金吃掉这么多股份，后面的路不会这样。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十年后的因果，十年前就已种下。

2000年，中国发布《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业内称“18号文”），鼓励海外相关高科技人才回国创业。因此，在美国IC设计界颇有建树的武平、陈大同、范仁勇等人多次应邀回国做学术和业务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信息产业部领导鼓励他们回国创业，相关的央企承诺给他们提供不少于3亿人民币的投资。

清华大学毕业、在美国和瑞士参与过多个创业公司的武平被打动了，他们回到美国先组织了一个15人的名校博士创业团队，目标是“在中国做一个技术程度从一开始就是国际领先的企业”。

但他们一回到国内，马上就遇到了体制怪圈。

“谈的时候就发现这3亿，是一笔一笔地给，第一笔最多给你1000万到3000万，而且不承诺兑现时间。”武平回忆，“我们对资金何时到位根本没有把 握。”

更让这些满心要把硅谷创业文化带回中国的海归们失望的是，创业团队的股权问题难以解决。因为当时国家的法律规定，以知识产权入股，经过专业评估后最多只能占到15%。显然这个比例是无法吸引到如此众多的高端人才的。日后，国家不断修改相关法律，目前知识产权入股最高已可到70%。

如果这个新创企业归央企下属的话，那么整个薪资体系必须按国企体系走。国内的薪资水平根本无法负担他们在海外的家小，而补贴也就是第一年给带头人一套房和一辆车。

“当时好几家国有企业都有想法给钱，但是谁也解决不了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当初因为国家需要，我们把这个创业团队弄起来，最后发现国家可能给不到你这个钱，还要在外面找。”

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最后武平只能从海外找。这时美国的互联网泡沫已经破裂。直到2001年6月，他才拿到台湾富鑫和联发科蔡明介的第一轮投资650万美元，代价则是过半的股份。而展讯通信则不得不注册在开曼群岛。

显然，650万美元和3亿人民币是一个相当大的差距。IC设计行业需要投入大量研发费用，即使不考虑人力成本，光较为低档的芯片单项研发费用一般也不低于100 万美元。有风险投资人跟他们打赌，如果他们能在一年内开发出GSM芯片并且一次流片成功，就接着投资。

武平他们的确做到了。但第二轮融资的难度远远超过预期。受“911事件”的冲击，整个美国资本市场处于冻结(Freeze)的状态。“我们本应该是大幅溢价融资的时候，‘911’使得我们的谈判能力大打折扣。”武平回忆说。

当时他接触的部分投资商采取拖延战术，希望等展讯耗尽谈判资源与资金后再以低价入股。武平说，当时他为了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找了12名在硅谷的清华同窗，一共凑了150万美元作为过桥资金硬顶着，期间公司所有员工降薪一半，高管停薪3个月。最终，在众多投资界朋友帮助下，展讯从海外融资近2000万美元。武平说：“资金到位那天，财务告诉我，公司账面上的资金数字是零。”

虽然在绝境中复生，但代价高昂。“第一轮融资后，我们几个核心创始人的股份数量都近两位数的，但这轮之后，都变成了个位数。其实这是自杀式的融资，稀释非常大。”

2004年和2006年，展讯又先后进行了两轮融资，主要为了研发TD以及2G芯片量产。张江创投、联想创投、华虹国际、上海实业等国内机构也陆续跟进。“虽然融资价格比较高，但稀释的还是我们团队的股份。”在上市前，展讯已经形成了海外投资人主导的股权结构，整个创业团队加员工也不过约18%的股份。

武平一度希望展讯能够在香港或者国内上市，但投资方大多偏好退出更方便的美国市场。当他看到今天的国民技术在深圳创业板获得50倍以上市盈率的追捧时，赞赏感慨。如果展讯能在创业板上市，以其技术含量和公司业绩，现在可能也是第一股。尽管展讯在目前三家美国上市的中国IC设计公司中，市值还算领先。

和武平相比，中星微的邓中翰与无锡尚德的施正荣无疑要比他幸运得多。

1999年，中星微是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两个月后注册的，亦是中国实践“硅谷模式”的首家公司。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以1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作为启动资金，管理团队以知识产权折股35%。双方还约定，日后进行股权融资时，管理团队持股比例不变，即只稀释政府方面的股权——到上市前信产部的1000万原始投入只占10.9%的股份，而管理团队股份不变，光邓中翰的个人股份就达到11.8%。

2001年，施正荣的尚德太阳能成立，无锡地方政府牵头，8家当地企业联合投资600万美元。施正荣占25%的股份，其中技术股占20%，折合160万美元，现金股5%，折合40万美元。此后，随着国有股份的主动退出，又一轮外资私募的进入，最终施正荣在上市前控制了约54%的股份。后来，有媒体报道称之为“首富政府造”。

今天，施正荣和邓中翰仍然按照自己的意志领导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