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到邮电局打一个长途电话，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大半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人们用“摇酸了手腕、喊破了嗓子”来抱怨电话的落后，如今，提起桌面上的电话、拿出口袋里的手机，一拨号码，虽远在天涯海角，却已近在咫尺；三十年前，“程控电话”，这是多么陌生的词语，如今却时时刻刻陪伴在人们的身边；三十年前，“一万门电话”，这是多么庞大的数字，如今中国电话用户却有十亿之众。三十年，中国通信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变化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充满改革精神的政策，得益于通信业脱胎换骨的改革。
一、从“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到经济发展的起点
改革开放前，即使是很落后的手摇电话，也多是党政军机关使用，工矿企业也装得少，普通老百姓家是不会用上电话的。那个时候，通信被看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不是将其作为组织生产和进行社会活动的必要条件。
而那个时候，在为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宏伟蓝图的邓小平同志就已十分关注通信的发展。1978年12月2日，日本友人池田一郎给邓小平的信中，讲到通信设备现代化应当放到首位。他即批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余秋里、谷牧、康世恩同志阅，并批示：“有些参考价值”。1979年1月6日，他同余秋里、王震、谷牧、康世恩四位副总理谈经济工作时指出，投资的重点，要用在电、煤、石油、交通、电信、建材上来。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研究规划时说：“日本土光敏夫来中国访问，我征求他对搞长远规划的意见，他希望把交通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尤其是邮电通信，这确实对整个经济发展关系极大。”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发展经济从何入手？先把交通、通信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多次对通信在发展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论述，打破了长期以来存在的通信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观点，充满着他老人家鲜明的改革勇气和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为中国特色的信息强国之路指明了方向。
二、国家实行扶持通信发展的政策就是改革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滚滚浪潮颠覆了对通信的错误认识，党和国家将通信列为国民经济的重点明确要优先发展。1979年国务院批转邮电部关于邮电管理体制问题请示报告的国发1979165号文件指出：“邮电通信是党和国家的神经系统，是国民经济的先行部门”“邮电通信是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短线，特别是市内电话更为薄弱，极不适应各方面的需要。为加速发展邮电通信事业，尽快改变我国邮电通信的落后状况，必须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从此国家给予市内电话发展的初装费政策。据有关统计，“七五”期间，我国市内电话年均增长20％，在全部投资中，初装费大约占1／3左右，可以说初装费政策是电话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1984年10月12日和12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书记处分别就邮电工作作了“六条指示”，指出“邮电通信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当今信息社会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十分重视邮电通信的建设，优先发展，以促进整个四化建设。1988年6月1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宝同志在全国电信工作会议上提出电信建设发展要“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十六字方针”。正是在党和国家关于通信发展政策的扶持下，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下，通信业加快了发展。如果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国通信业发展最快，落后面貌得以迅速改变，为通信业实现历史性跨越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么党和国家的扶持政策就是铺就信息强国之路的不朽基石，而这基石则闪耀着改革的灿烂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