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刘以轩从华为辞职来到北京和几个朋友合伙创办了一家通讯服务公司，承接电信运营商的网络优化业务。如今虽然公司规模还不大，但业务已经覆盖到了十六个省。
回首近十年的创业历程，刘以轩觉得自己赶上了民营企业发展的好时候——这些年国有“巨无霸”企业越来越多地将非核心业务外包，使他们这样的小企业可以在“食物链”中分一杯羹。
这种变化得益于政府在十年间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市场环境所作出的诸多努力，民营经济的内在活力进一步被激发——不仅仅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民营大企业大公司也不断涌现，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激发。2009年，刘以轩的老东家华为开始进入世界500强，到今年入选的民营企业增至5家。
双36条创造公平环境
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公平的市场环境得来不易。
长期研究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2002年十六大提出“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两个毫不动摇”以来，国家所制定的一系列民营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要不断创造公平公正的环境。
里程碑之一是通过修改《物权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从法制上确立了私有财产的地位和作用。
国务院于2005年制定了被称为“非公经济36条”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又出台被称为“民间投资36条”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些年来，多个政府部门已经为这两个“36条”出台了超过80个配套文件。
陈永杰表示，国家的这些法律和政策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些主要经济指标显示了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2010年，全国企业法人单位共651.8万个，非国有的民营企业法人单位数占到95%。2011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0万亿元，非国有的民间投资已经占到64%；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84万亿元，非国有的民营经济占73%。从就业数量上来看，民营经济也占到了全国就业总量的85%。
在陈永杰看来，民营经济所体现的另一个特征是面对经济下滑时所表现出的抗逆性，这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已经显现。当时民营经济所遭受的冲击最早，困难最大，但企业充分运用内在的应变机制，率先走出了困境。
似乎民营企业天生具有这种像“野草”一样的生命力，这也成为抗逆性的根源所在。
在京开办一家金融软件公司的刘文告诉记者，2008年之后他们公司也遭遇了一次危机，当时市场需求下降，行业竞争激烈，公司资金链差点就断裂了。但他没有放弃技术创新，与技术骨干一起开发出一项新产品，终于受到风投的青睐，带领公司走出了难关。
陈永杰认为，这种抗逆性在今年的经济下滑中又一次得以体现，虽然民营企业工业增加值也出现了下滑，但下滑的幅度远小于国有控股和外资企业。
破除“玻璃门”重在政策落实
当前，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已经成为共识，并在这一轮的“稳增长”中被寄予厚望。
然而，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状况依然不太理想，长久以来存在的“玻璃门”(看得见，却进不去)、“弹簧门”(即使进去了，由于各种行政的或其他的非市场因素，最后不得不退出来)现象，在一些行业仍然非常严重。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近年来一直推进开放民间投资。在他看来，自然垄断之上的过度行政性垄断、部门利益以及对非公经济的歧视等因素，使民营资本在市场准入方面仍然存在着多重障碍。
陈永杰则认为，促进民间投资的这些优惠政策关键还是要落实，执行中打折扣、人为设置障碍的情况在现实中屡见不鲜。
即使如此，在过去几年中，民营资本在具有垄断性的重要行业领域的比重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随着相关鼓励和扶持政策的出台，民营经济进入先进装备制造业、军事科技工业、重要原材料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要领域的步伐会不断加快，投资比重会明显提高。
比如，在行业全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从2006~2009年，民营投资在采矿业中的比重由23%提高到34.5%，到2015年可能进一步提高至45%以上；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的比重由11.5%提高到13.6%，2015年可能到20%；在金融业中的比重由8.3%提高到13.9%，2015年可能到20%。
不可否认的是，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也有其自身不足，垄断行业投资大、回报时间长、对技术要求较高，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这些方面的积累是欠缺的。在下一个十年，民营企业也必须苦练内功。
陈永杰还建议，下一步国家可将有条件的民营企业纳入国家大公司发展战略，让它们能够像国有企业一样享受到产业调整、振兴和发展规划的优惠政策，支持它们做大做强与“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