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发展活力的领域。当下，“互联网+”行动席卷全国，发展势头强劲，成为助推供给侧改革的利器。在今年两会期间，来自各行各业的全国政协委员从各自角度出发，就如何运用“互联网+”来推进改革发展提出了不少建议。
吴晶委员：
让“互联网+”成为推动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新动力
俗话说：教育兴，则国兴。教育行业关乎国计民生，是国人最希望得到“互联网+”助力的一个行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副主席、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吴晶在发言中表示：若能以“互联网+”为牵引，助力教育供给侧改革，则既可以解决教育供需不平衡的“燃眉之急”，又能加速传统体制机制的“破旧立新”，为教育改革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让全社会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是一场“输不起”的改革。以“互联网+”牵引教育改革，可以说是抓住了“牛鼻子”。吴晶委员建议国家层面应站在全局战略的高度，做好前瞻性规划，制定好推进目标。同时，鼓励和指导地方试点先行，制定出台符合本地实际的“互联网+教育”领域的目标层次、项目层次、政策层次和企业层次的发展规划，统筹有序推进，高效协调实施。
吴晶委员表示，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在教育教学服务领域，探索构建全新的扁平化云服务平台，培育支持个性化学习的服务环境；同时，立足精细化分工，将传统IT运维管理和网络安全风险管控交由云服务厂商来负责，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吴晶委员呼吁要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优势，推动各类优质教育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并进一步加强对新技术和新教学模式的推广培训，有针对性地提升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引导教师在日常教学中逐渐适应并熟悉数字化教学。
钱学明委员：
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当前，我国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如今“云”上政府已覆盖所有省、地级市，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各省、市政务云服务器平台建设标准不统一，重复建设，形成信息孤岛；省、市、县、乡（镇）数据信息共享困难，政务服务办理事项的审查标准不统一。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华职教社主任钱学明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要加强“政务云”顶层设计，实现省、市、县、乡（镇）、村五级联动的全省一体化“互联网+政务服务”云平台。实现“群众少跑腿，网上多跑路”，大厅之外无审批，清单之外无权力。
同时，要突出需求导向，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实现一体化服务。开通网上申请办理模式，各级各部门使用统一的审批服务系统“全程办理”，倡导“进一扇门、办全部事”和“进一张网、办全部事”。
另外，要强化共享理念，打破信息孤岛，开展“云平台”建设新模式。以政策法规为保障，进一步加强省直各部门的政务云服务对接，在地级市要将县政务服务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大数据共享平台的部门进行规范统一集中，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汤维建委员：
用“互联网+”助推司法公正、高效和便民
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神经网络、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智慧司法让司法工作插上了信息化的翅膀，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北京市副主委，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表示，近年来，人民法院积极运用大数据对海量司法信息进行深入研究、联通、共享和应用，以全程录音录像、网上立案、网上办案、网上办公、互联互通为特征的人民法院信息化2.0版已经建成，目前正在迈向以智能化办案、智能化管理、智能化服务为特征的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
为了早日实现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汤维建委员建议将智慧司法纳入“智慧国家”和“智慧政务”的整体格局中统筹安排，制定战略规划，自上而下一体化、整建制推动和实施，防止碎片化、割据化和无用功。
汤维建委员认为，智慧司法需要架起一座座司法数据的信息桥，防止信息阻断，避免“信息烟囱”和“信息孤岛”的出现。为此应做到四个“对接”：一是在科技法庭内实现各个司法环节的数据对接；二是在科技法庭相互之间做到数据对接；三是使司法数据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数据进行对接；四是在司法数据与相邻的社会管理部门的数据进行对接，由此实现司法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立体性的全面信息化。
此外，智慧司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要强化司法数据的开放意识，消除共建共享的门户壁垒，汤维建委员提出要在公、检、法、司系统内，构建统一的司法信息资源库，建设司法云平台，创立司法大数据中心。当然，还须用大数据织密织牢监督和制约权力的笼子，实现司法权力运行全程电子化、处处留痕迹，把制度的软规范形成软件的硬约束，实现“人在干、云在算、数据在监管”，从而规范司法行为，遏制司法腐败，提升司法公正度，强化司法公信力。
郑惠强委员：
加强监管，让众筹式“互联网+慈善”风清气正
2016年年底，“罗一笑事件”在微信朋友圈和网络上持续刷屏，众筹式“互联网+慈善”由此引发关注。“罗一笑事件”发生后，有多起个人求助惨遭“躺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受到质疑而无法得到帮助，凸显了自媒体时代加强管理、规范众筹式“互联网+慈善”行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郑惠强在发言中表示，政府有关部门应从平台自律、求助资质、诚信管理、宣传引导等方面着手，建立健全涵盖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惩治、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的制度体系，还众筹式“互联网+慈善”一个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郑惠强委员提出了四项建议：
一是法律完善，建立清晰的法律规定与监督机制。要明确众筹式个人求助的定义，明确众筹式个人求助的信息公开与诚信监督制度，明确众筹式个人求助的平台监督与提醒义务。
二是事前预防，健全必要的宣传引导。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个人价值观的宣传引导，帮助公众增强信息辨别与冷静判断的能力，还要高度重视自媒体及其他平台上的引导作用。
三是事中监督，完善及时的反馈反映制度。要完善多层次的监督与互动机制，建立适度反应与及时处理机制，对违法事件坚决依法处理，对法无明文规定的，做好信息公开透明和适度引导工作。
四是事后惩治，强化多样的惩戒警示制度。要完善监管制度并及时奖惩，加强对网站、自媒体与社交平台的管理并促进其自律。原则上，所有平台都必须对通过其发布的信息进行合法背书，或者对个人求助行为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有关部门对发布过“互联网+慈善”信息的平台进行不定期的随机检查，同时接受社会举报、完善监督体系，一旦发现严重违规违法的行为，及时惩处。鼓励网站平台、自媒体及其他社交平台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同时加快研究制订管理标准，促进众筹式“互联网+慈善”行为规范运行。
蔡建国委员：
从夯实网络平台入手整治“互联网+订餐”乱象
“互联网+订餐”带来新的用餐体验，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但随之而来的外卖乱象，如食品安全问题等却又叫人伤透脑筋。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副主委蔡建国认为，乱象背后的重要原因是各大网络订餐平台采取“争速度、抢市场”的扩张模式。他建议，对于网络订餐的整治，需要找准网络订餐平台这一突破口，网络订餐平台上对食药监、工商等部门，下对无数的餐饮商家，是上联下通的中枢，夯实这一平台，将对网络订餐平台起到重要作用。
蔡建国委员认为，整治网络订餐乱象，需要提高服务意识，夯实网络订餐平台自身管理能力。网络订餐平台要认真做好餐饮商户的准入审核工作，并积极配合工商、民政、食药监局等多部门联动审核。同时，还要强化平台责任，建立网络订餐平台信用评价体系。对于涉嫌违法行为、消费者投诉集中或者信用记录不良的商户，应及时采取调整搜索排名、暂时或永久停止提供平台服务等措施。
蔡建国委员还提出，网络订餐是“互联网+”下的产物，对平台的监管也需具备“互联网+”思维，充分运用科技及网络手段。针对入户商家信息不实的情况，应要求网络订餐平台借助收款的银行卡、身份证、手机号码等，详细审查商家的实名信息。网络订餐平台应与监管部门信息共享，当商家提供上传证照后，平台就能从共享数据库中查验该证照的真实性，即便上线了无证商家，监管部门也可及时发现并取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