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302室曹阿姨，侬屋里厢亲眷来电话了，叫侬明朝去吃喜酒……”“501室刘家爷叔，那倪子长途电话来了，奥扫下来听。” 在20多年前的上海里弄里，经常穿梭着一群阿姨爷叔，手拿扩音喇叭，奔走通报着各家最新的来电信息，他们便是“公用电话传呼员”。相比较冰冷电话铃声，通过他们的“二次传递”，传递出老上海里弄文化中的温暖人情。
随着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公用电话传呼亭逐渐销声匿迹，而保留下来的更显珍贵。最近，上海浦东大道一小区门口的老式公用电话传呼亭“不小心”走红，成为勾起一代老上海人公共记忆的“网红”。
这座老式公用电话传呼亭有啥故事呢？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带着好奇和对旧时的回忆，《IT时报》记者走近了这座公用电话传呼亭。
“近接远播”
忙的时候顾不上喝口水
这座成为“网红”的老式公用电话传呼亭位于浦东大道2511弄弄堂口，建于1995年。今年87岁的老人吕树生是这个公用电话亭的看护人，他见证了这里的变迁。
1994年吕树生一家从浦西搬迁到了浦东大道2511弄，当时这里有居民200多户，但家用电话还不普及，打电话要步行到1公里外的居委会，通信很不方便。1995年，居委会在小区门口搭建起一个小房间，4部公用电话机，3位专人值守传呼，一张电话局颁发的公用电话承办证，服务于社区内200多户居民的公用传呼电话亭就这么开张了。
吕树生老伴是电话亭最早的管理员兼传呼员，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忙活到晚上7点。传呼员必须熟悉小区内5栋楼200多户居民楼牌号码的具体位置，接听来电时，就按照“近接远播”的规则进行传呼，“住在前几排居民的来电，不挂电话，等传呼人员把居民喊来直接听。住在后几排居民的来电，挂掉电话，让居民到了电话亭后再拨回去。这里会专门放个小本子用来记录，谁打来的？电话号码是什么？方便他们回拨。”
吕树生回忆说，节假日是最忙碌的时候，传呼员要不停地在各家各户和电话亭间来回奔走，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到了中午传呼员回家吃饭，家人就来“替班”。吕树生就曾是一名“临时”传呼员。
“那个时候，大家通电话的时间都不长。干脆利落说上几句就挂了，因为电话费不便宜。” 墙上悬挂着的“上海市公用电话价目表”，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话费标准：市内通话0.5元/分钟，国内长途电话1元/分钟，讲一通30分钟的长途电话就得花上几十元，是笔不小的开销。“最高峰那几年，一个月一部电话的账单是300元。四部电话总账单就要超过千元。” 传呼员的收入则按“传呼”次数来计算，传呼一次3毛钱，基本每人每月收入能达到300元。
里弄风景
邻里聚在这里“嘎三胡”
随着安装家用电话的居民越来越多，公用传呼电话的生意逐步冷清下来，电话传呼员从最早3个人变成了2个人。公用电话亭的功能也逐渐由“打电话”向“社区文化中心”转型。
吕树生爱人退休后来到公用电话亭发挥“余热”。做电话传呼员，不仅要熟悉每户人家具体位置，热心的她对家家户户的“家事”也有一定了解，并主动帮忙，时间一长附近居民没事就会聚集到公用传呼电话亭，有人主动搬来沙发凳。夏天时，大家聚在一起“乘风凉”，吹着穿堂风，摇着扇子，拉家常，人多一热闹，本该在7点关门的电话亭常常要到8点以后人散了再打烊，“那个时候还没有便利店，买个饮料不方便，我爱人就和居委商量，买了一台冰柜放在公用传呼电话亭门口，居民纳凉时，随手就能买到绿豆棒冰、赤豆棒冰、盐水棒冰……”吕树生说，生意好的时候，一年下来收入也有上万元。冬天，老人们就聚在一起晒太阳，吕树生老伴还买了3部血压计，免费给附近居民量血压，“那个时候，除了社区居民，路过的路人都排着队来量血压。”
现在，尽管来打电话的人少了，但来往于电话传呼亭的人却从不曾因此减少，人们在这里沟通情感，交流日常生活，这里成了记录传统上海里弄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守护下去
把所有时间都留在这里
十年前老伴离世后，吕树生接了班，继续看护公用传呼电话亭。
现在，电话亭的生意非常冷清，电话机已从最初的4台减少到了1台，一个月的电话账单不足50元。居委会曾建议吕树生结束电话亭的运营，但他不愿看着电话亭就此退出他们那一代人的生活，于是一个人坚持运营到今天。“有一次，我等了两个多月，发现账单没有来，我生怕停机就主动去电信营业厅查，才知道拖了1个多月没有缴费。从这以后，每个月不等账单来，我直接去营业厅交。”
现在，每个星期除了周六，老人都待在电话亭中，每天从早上8点一直待到下午4点，为有急用的路人或者来沪打工的年轻人提供方便。“现在基本就是来上海打工的小青年给老家打电话，要么就是社区老人出门时忘了带手机，家里煤气灶忘了关，出门下雨了，给家里打个电话，让家人送把伞下来。”吕树生说。
公用电话亭的桌子上高高堆起一叠“角子”，除了一元，还有不少是一角，那都是拨打电话的人留下的。这里至今保留着按规定收费的老传统，相比较那些非正规公用电话运营者动辄1元、2元的收费，他们依然严格执行市内通话0.2元/分钟标准收费。“这里附近的不少老家在崇明、启东的年轻人，他们回一趟老家路费几十元，到电话亭来打个电话两三元就够了。”
7月初的一个下午，弄堂口穿堂风很大，不少老人搬出凳子坐在公用电话亭门口，聊着家常，公用电话亭内电话铃响了，那是吕树生的一个远方亲戚打来的。尽管家里的电话早已经装上，但吕树生留给亲戚的依然是公用电话亭的电话号码，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变，他说，他和老伴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留在了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