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邮报》近日声称从美国总统候选人乔·拜登（Joe Biden）之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的个人笔记本电脑上，获取了大量电子邮件和照片，并据此刊发了一篇报道。
该报道聚焦于拜登与乌克兰能源公司Burisma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乔·拜登在总统竞选期间多次遭到政治攻击的重要原因。其他媒体的记者对这些指控及其可信度提出质疑。随后，多家社交媒体公司也介入此事。
在《纽约邮报》的报道刊发后，Facebook以需要平台合作伙伴对此进行实施核查为由，减少了这篇文章的曝光率。Twitter则干脆取消了所有指向这篇文章的链接，原因是该文使用了黑客窃取的信息，违反了社区政策。
这两大网站最近几个月都出台了更加严格的内容审核规定。例如，他们都在上周封杀了否认犹太大屠杀的帖子。不过，直接“封杀”知名媒体的调查新闻，仍然比较罕见。因此，这些“封杀”行为本身也很快引发广泛关注。
此事非常复杂，所有涉事人员似乎都有污点。但它也充分暴露了政治话语、社交媒体以及互联网信息传播等更为宏大的问题。
1.《纽约邮报》的报道发出了极其危险的信号。这些文件的来源值得怀疑，甚至怀有政治动机，特别是特朗普的律师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他与一名被控干预选举的俄罗斯特工有联系。虽然负面调查新闻对共和党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也并不只针对共和党进行，但所谓的拜登邮件有可能是被篡改过的，这些信息的来源可能也不太正当，并不是捡到一台丢失的笔记本那么简单。这甚至有可能是为干预美国大选而精心设计的。
2.俄罗斯特工利用社交媒体和民主党内部泄露的信息干预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最终帮助特朗普成功当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子邮件可能是由俄罗斯政府资助的黑客曝光的，俄罗斯互联网研究机构（Russian Internet Research Agency）也创建了自称代表美国活动人士的Facebook和Twitter账户。社交媒体当时因为没有采取应对措施而广受指责。如果他们此次不尽快响应，也有可能因为纵容《纽约邮报》的文章而再遭炮轰。Facebook的处境尤其尴尬：CrowdTangle的数据显示，这篇报道在该平台上尤其受欢迎。
3.Facebook和Twitter对网络舆论的影响力之大令人不安。根据各自的政策，这两个平台可以合理地“封杀”大量影响巨大、备受尊重的调查新闻。目前尚不清楚Facebook的事实审核员如何核查这样一篇由单一新闻机构基于其获取的私人文件撰写的报道。事实上，许多媒体的获奖报道也是基于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和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提供的“被黑客窃取”的文件撰写的。
4.Twitter和Facebook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撑腰。社交媒体平台几乎肯定有合法的权利封杀这篇报道——甚至可以“封杀”整个《纽约邮报》。第一修正案允许网站不发表他们不喜欢的言论，除非有反垄断指控等特殊情况存在，但此事显然不属于这种例外情况。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认为，“封杀”一篇对拜登不利的文章是对选举的干预，但这种说法有些牵强。
5.合法性并非此事唯一适用的标准。非政府企业的政策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许多实质性影响，而对于很多用户来说，社交媒体几乎等同于互联网。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讨论的不是Facebook和Twitter是否可以“封杀”《纽约邮报》的这篇文章，而是这样做是否对用户、记者、民主和网络本身有好处。
6.Facebook的“封杀”行为并不符合它的虚假信息清理政策。该平台经常对虚假信息进行降级处理，但它此次却在进行事实核查之前，就先发制人地减少了《纽约邮报》那篇文章的曝光率。虽然该公司声称那篇报道将接受第三方事实核查，但截至本文发表，Facebook并没有给那篇报道贴上事实核查标签。
7.Twitter至少给出了更明确的解释。该网站禁止发布被黑客窃取的信息，它以前也曾使用这些规定来“封杀”链接。该公司还禁止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从笔记本电脑上复制他人的个人文件。Twitter随后对“封杀”决定进行解释，称那篇文章中包含了“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等个人和隐私信息，因此违反了我们的规定。”
8.目前还不清楚“封杀”决策会对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产生什么实际影响。许多人认为这会适得其反，给文章贡献更多的曝光率，但很难判断人们是否会真正了解那篇报道中揭露的负面消息。这或许只会增加普通共和党人对社交媒体的不信任，也有可能迅速淹没在竞选期间的海量新闻报道中。
9.此事事关平台权力。如果Facebook和Twitter不是互联网时代的全球传声筒，我们确实可以简单地将其视作制定了特殊社区标准的普通网站——如果你不喜欢它们，完全可以在其他地方阅读《纽约邮报》的文章。可事实并非如此。
10.人们曾试图建立替代方案，但问题并未解决。虽然出现了Parler和Gab这样的小平台，但他们的发展方向却令人沮丧：他们的内容审查状况十分糟糕，似乎退化成了专门用来吐槽Twitter和Facebook的地方。像Mastodon这种去中心化的分散系统虽然很吸引人，但也比集中管理的社交网络更令人困惑。
11.此事可能成为一个不好的先例。单纯依靠Facebook和Twitter将美国从虚假信息或宣传中拯救出来，会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应该为少数公司赋予几乎绝对的权力，使之可以控制人们在公开和私下场合表达的想法。显然，Twitter的“封杀”措施不仅禁止人们公开发布该链接，还禁止通过私信分享该链接。对于互联网这个茫茫大海般的信息来源来说，如果只是某个论坛制定这种规定，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随着这几个平台越来越强大，后果似乎越来越可怕。
12.诚信而优秀的记者也可能发布虚假信息。传统上，如果一家媒体出现报道错误或引用了不良消息来源，会由其他记者、行业专家或掌握第一手资料的知情人士负责揭露。但社交媒体公司不具备这些先决条件，而内容审核制度也无法提供新的信息来帮助读者做出判断，只会单纯地压制原始报道。这会从根本上破坏正常的新闻报道程序。
13.常规新闻采写程序在网上未必有效。注意力是现代媒体的“硬通货”。当你揭露某篇文章内容失实时，其实仍在变相传播其最初的观点。如果人们不相信你的揭露性文章，那么无论这篇原始报道的内容是真是假，都会增强人们对原始报道的信任。专家认为，正是因为存在这种传播模式，才导致了比拜登/ Burisma这篇报道更离奇、更不可信的内容得到广泛传播。
14.有人认为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同样可信，这种想法很幼稚。不管Facebook和Twitter在这方面的决定是否正确，审查员通常都有理由在客观标准之外，根据新闻报道的可信度、出版机构的历史记录或其他因素做出主观判断。
15.社交媒体审核措施是应对整体性制度失灵的权宜之计。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有的时候，社交媒体审核似乎是当下的唯一选择。《纽约邮报》的报道让许多评论人士想起了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邮件服务器引发的争议。那起丑闻算不上太严重，但传统的报道程序（以及政客和联邦调查局的推波助澜）却把它夸张到噩梦般的程度。理想情况下，应该通过新闻媒体、政府机构和其他值得信任的政治领袖来质疑各种阴谋论，从而抑制这类虚假信息的传播，但这些机构现在都缺乏足够的公信力来展开有效的反驳。
当其他措施逐渐失效时，人们寄望于Facebook或Twitter以一己之力进行干预就不足为奇了。不幸的是，这些平台并不会因为被人寄予厚望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终极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