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14讯 北京时间12月10日下午消息（蒋均牧）华为CFO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被扣一事不仅引发了中方的强烈抗议，在美亦充满争议。美国经济学家、《经济指标简史》等几本书的作者扎卡里·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美国）逮捕任正非女儿就好比中国逮捕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女儿，而发生在G20峰会期间这个时机几乎不会更糟，是一个可怕的政治错误，可以说它反映了特朗普（Trump）政府的整体混乱。
据报道，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声称他被司法部告知即将扣留的消息，但没有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总统。白宫中没有人意识到孟女士的被扣对中美之间脆弱的贸易休战的影响本身就相当惊人。
也许华为违反了美国的制裁（规则），但即使在不那么模棱两可的案件中，总有一种（检方的）自由裁量权。不是每一个能被起诉的案件都应被起诉、也不是每一个案件都应被完全依法起诉（任何违规都可选择追究或不追究），在国际案件中更是如此。如果美国想要应对中国的崛起并管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变化，那就不能采取一种更愚蠢的策略。
2016年，巴拉克·奥巴马奥巴马（Barack Obama）在任时，美国商务部就一直在调查华为对伊朗和朝鲜的出口违规行为；2017年春季，财政部开始了自己的调查。在此之前，2012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将该公司称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阻止华为参与下一代5G电信网络的初期建设。然而，对华为的苛责是一种荒谬的越权行为。
更重要的是，全球供应链如今已经紧密相连，触及多个国家和众多公司。例如三星是伊朗第二大手机供应商，而瑞典电信公司爱立信即使在制裁下也向伊朗出售设备。这些公司可能做得更好，不会将美国组件用于销往这些国家的产品，尽管由于全球组件采购的复杂性，伊朗消费者不太可能没有使用到美国知识产权。然而，美国检察官并没有试图限制那些大型技术巨头的工作，也没有积极地调查每个组成部分的起源。
关于美国法律的延伸范围也有着长期争议。一方面，最高法院承认“反对域外性的推定”，认为美国法律不应在美国境外执行；另一方面，还有诸如“外国腐败行为法”等法规，惩罚外国实体的贿赂其行为。美国政府通过威胁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就可以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享有相对于任何国家的主导经济权力，将执法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众多工具之一。
但这主要是在存在明显权力不平衡的情况下，中国显然是个例外。控制世界上最大之一科技公司的高管，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无效方式且是令谈判复杂化的非常有效的方式。将华为的5G产品从美国市场中剔除是一回事（这仍将带来严峻的经济和政治代价），但使用针对个人的执法手段可能会引起极大的反击。这即使不是实际意图，也容易被描述为一种粗暴的施压尝试，可能令美国高管们在中国或其他地方面临针锋相对的报复，这将使已处严寒的商业环境更冷，对美国国内经济和市场产生直接影响。
这种行为只会成功将技术推向那些（与美国）竞争和发展自有协议的国家阵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似乎这一幕正在发生。美国人可能希望赢得这场竞赛，但终将被证明这比过去二十年中大部分时间定义的相互依赖（代价）更昂贵。 
